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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通过纳粹子女自己的语言，深入探讨了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面对沉默的父母，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如何看待上一代的罪恶，以及如何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
引言
前不久，我写了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青年的一本书，那次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个人兴趣。而这次，动机已有所不同。这本书讲的是“他人”的事情。
所谓“他人”，却也并不陌生。我是在他们中间，在纳粹子女中间长大的。我同男孩玩耍，找女孩约会。我们进入同一所学校，很可能就坐邻桌。我于1947年出生在一个已返回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家庭，周围孩子的父母亲，就在昨天，还在盘算怎样杀掉我的父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寥寥无几，而无论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都数不胜数。简单推算一下，我完全有可能是在狂热的纳粹信徒的子女包围中，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
然而，回想起来，我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过这一话题。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倒不一定是有意回避。显然，从未有人向他们讲过这类事情，他们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这些“他人”虽不陌生，于我却是外人。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向都貌合神离。
我那些犹太朋友的父母，我熟悉他们的过去：我知道他们曾在哪里以及如何生存下来。但这些“他人”的父母的历史，却是一个谜。我不记得，哪怕有过一次，我和哪位同学谈到过他的父母在纳粹时代的情况。对这种记忆空白，我的反应是向他们讲述我父辈的命运和祖辈的遭际，仿佛是想尽量证明，我的故事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的故事，其实并不一样。
只有一次，我同在伦敦邂逅的一位德国学生引发了这一话题。我们碰巧住在同一个旅馆，双双堕入情网。一天晚上，我们随着甲壳虫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跳舞，我忽然凑在她的耳边高声说道，我们在这里结对起舞，而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她不明白在我说些什么。我解释说，我父亲1938年从维也纳逃往伦敦，还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
欢乐到此为止，我那一晚的种种打算也化为泡影。这位叫埃达的姑娘坐回桌旁，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加入党卫队。她一遍又一遍问起我父母的情况，他们移居后的生活，但她无法告诉我她父亲在那个年代的一点事情。她只知道她父亲曾经是党卫队员，既不知道他的军阶，也不知道他的职务。
因此，我开始关注积极参与第三帝国活动的那些人的子女，这就像是对自己所熟悉的领土的一次探险。我逐渐得知，这里生活着一些陌生男女。我不了解他们的种种烦恼和问题，父辈的过去给他们留下了至今无法摆脱的重负。
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想到两种接触纳粹子女的方法，又不知哪种更为可行。我是应当与那些尽人皆知的纳粹分子的后人交往，还是应当四处打探纳粹家庭子女的姓名？第一种方法似乎更直接些。一条线索引发另一条线索，时隔不久，我已当面或通过电话同二十五名男女进行了接触，他们的父亲都可谓是纳粹时期的头面人物。
许多人拒绝接受采访，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只想忘掉过去，另一些人担心有人会要他们批判父辈，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根本不愿受到打扰。这些拒绝同我谈话的人中，有赫尔曼·戈林的女儿，虽然我后来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了关于她的专访。并非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会出现在我的书中。我希望我的书同时涉及纳粹的显要人物和普通追随者。只注意纳粹要人的子女会使本书别有一种意味，而这正是我力图避免的。毕竟，第三帝国不仅仅是由领袖组成，恰恰相反，是为数众多的忠实而体面的政府职员——警察、官员、铁路职工、教师，等等，润滑了纳粹专制的车轮。我的兴趣就在于这些人。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子女：他们如何成长，知道些什么，问过哪些问题，他们又是如何带着这些秘密生活的。
就下层纳粹分子而言，我依赖朋友和熟人提供的线索了解他们。如此一来，我与一些自愿承认其父母是纳粹分子的人建立了联系。因为我要采访的是纳粹子女，而非行凶作恶者，所以，我不大留意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我只关心他们的想法，他们是否把父母当作纳粹分子看待。我没有同他们任何人的父母谈过话。评价父母最重要的标准是儿女的看法。
本书无意裁断以往种种暴行的轻重。有的纳粹分子，要对千百人的死亡负责，有的只不过是一名小镇镇长，仅仅是将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关进监狱。对前者的子女，我并不一定就更感兴趣。
我在最初接触一些名声不大的纳粹分子的子女时，曾经犯下一些大错。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挑剔的态度，因此将我拒之门外。有一些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例如“你的父亲是不是著名的党卫队军官？”或“你不是一个纳粹要人的儿子吗？”，等等，却让许多人改变了主意，不愿再接受采访。
我逐渐明白，必须改变提问的方式。有了最初的经验，我会将一些人的父亲称作“纳粹时代的活跃人物”或“政治上的卷入者”。有时，我甚至许诺可以通过采访来洗刷他们父辈受到的指控。
这样，本书便包含了对各色人等的采访，有名人的子女，也有普通人的子女；有人痛恨他们的父母，有人仍然崇拜他们；有人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杀人犯，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英雄，或是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寻常百姓。我没有费力去为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分类，更没有按照他们的态度去评判他们。这些事情要留给专家去做。我无意自称书中的汇编是科学抽样调查的结果。它不过是杂糅了当今德国和奥地利一些人的生活片断。在我采访的四十个人中，我发现他们对父母的行为反应各异。然而，尽管反应有种种不同，却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或许是，战后的一代人从未亲眼看到他们的父母在纳粹时代如何风光。那些身着党卫军制服、坚信希特勒和最后会取得胜利的容光焕发的“青年英雄”，已经属于历史。他们的子女，只有在照片上和书本中才能感受他们的辉煌。而在战争结束时和结束后，儿女记忆中的父母，却并非如此，在大军进逼下仓惶逃窜，遭受狂轰滥炸，无家可归，求职无门，躲避盟军警方的搜捕，锒铛入狱。在儿女们的记忆中，父母就是这样一些牺牲品，一场输掉了的战争的牺牲品。
一位妇女的父亲是党卫军高级军官，曾在集中营身居要职，她形容父亲时说道：“一个神经质的、战战兢兢的人，整天害怕警察会来抓他。我们四口人挤在一间房里，父亲没有工作，又不敢在白天出门。”她问道：“那些应对千百万人的死负责任的权力狂，难道就是这副模样吗？我绝对看不出父亲会有那么大本事。”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从来没有感受过父辈的正面形象，除非是在家庭中。父母将自己看作受害者，儿女们年幼时，也接受了这种看法。但他们一旦长大，多少知道了父母在战争时期充当的实际角色，自己往往又成为受害者——受其父母之害。我所采访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某种心态的受害者，虽然战争输掉了，这种心态却在家庭中造就了法西斯主义的氛围。外部环境改变了，德国和奥地利早已成为民主国家，但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深深植根于那些行凶作恶者及其亲友的头脑中。因此，战后的一代发现自己夹缠在外部的民主结构和家庭的法西斯结构之中。
下面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信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儿子是奥地利青年音乐家，爱上了一位犹太姑娘。
亲爱的赫维格：
我今天写这封信，事出有因。星期五，伊娜将要返回法兰克福。此后的几天，你不会很轻松。如果你知道，你的问题同样令我牵挂，我不但用我的心而且用我清醒的头脑来判断你的情况——目前的情况乃至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许你会感到安心一些。我要你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同她分手，但言辞不妨含混些。告诉她，你会写一封信给她。将所有尚未解决的事情、所有问题、约定等，推迟到日后解决，将所有事情搁置下来。我的这个建议，乃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就事情本身而言，有些问题我们两人应当坦率地谈一谈。
伊娜和你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同样也关系到我们。有许多东西，可以谈论、批评、建议、比较……你母亲和我都认为，伊娜的很多缺点，将会随着时间而消失、克服。我们还知道，你也犯了一些错误。所有这些，我们都不妨拿来讨论一番，你也听听我们的劝告。但伊娜的出身问题，却平添了一个致命的因素。今天，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经全然不似当年。对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确实很令人遗憾。伊娜对此没有责任。而讲到伊娜，这个问题必须巧妙地加以处理，最好暂时提也不提，除非伊娜强迫我们改变看法和态度。出于同情心，我同意礼貌地接待伊娜。星期五，我还很可能去火车站为她送行。你应当从中感受到我的客观态度。第二，你做出你的决定，我也做出我的决定，而我的决定就是，伊娜离开后，我的大门将永远向她关闭。
这封干巴巴的信或许有些粗暴，但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改变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另一个原因则与你有关：我知道从长远来说，尽管你有良好的意愿，却仍然难以承受那种势必摧心裂肺的负担。或许在你的世界中，不是每个人都对你持有保留或偏见，但或许你会疑神疑鬼。作为父亲，我绝对有责任提醒你注意事情的后果，明白地告诉你将犹太人带入我们的家族意味着什么。我必须讲明这一点，即使它听起来也许刺耳，或者确实就是刺耳。
我给你留出时间，劝你也不要着急做出最后决定。你如果决定了永远结束这一段插曲，就请告诉我。我还要提醒你注意一些事情，即可能的法律后果——它们本不一定会发生，我甚至希望这只是我的多虑，但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你们在最初相互通信时，要让我知道，以免由于操之过急或考虑不周，留下可能对你不利的文字。既然你来我这里度周末，我们会有机会讨论此事。眼下平和一些，不可粗暴地对待伊娜。她的处境也不见得很好。但你要慎重，甚至不要提到婚嫁二字。如果你草率行事，你会发现，凭你现在的观念和想法，你完全无力应付周围的势力。
因此，请你体谅我的一番用心，父之于子，大抵会如此的。
爱你的父亲
1965年4月6日于林茨
又及：对周围的人，只说你的“客人”已经离开，继续完成她的学业去了。除此之外，再不必多言。
许多年后，儿子在一场音乐会上碰到伊娜，讲了他与父母的这场冲突。伊娜告诉他，她并不是犹太人，他显然误解了她讲的一些事情。但正是这种“误解”，给了儿子离家出走的勇气。现在，他是一位音乐家，主要同演奏传统犹太音乐的团体合作。
儿女们都感觉他们在代父母受过，但对此的反应，却因人而异。一位二十九岁的学生，是集中营看守的儿子，他称自己就像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民族社会主义的受害者，从内心推究迫害的理由——这些理由在过去的日子里足以将他们与受迫害者联系在一起，而对父母的罪过，儿女们的这种反应并不鲜见。
当这些纳粹子女聚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命运时，这种感受益发强烈。我曾问起一位四十岁的心理学家，他们彼此之间谈话，是否与同我谈话有什么不同。她告诉我，我一心想否认她也是受害者之一。她与朋友谈论这一话题时，面对的是同病相怜的受害者，而与我交谈时，却时时想到自己可能是导致这番罪恶的同谋。
另一种典型的反应是为父辈抗辩。甚至在面对确凿的证据时，一些被采访者仍然情绪激烈，声称他们不会诋毁他们的父辈。一些人试图淡化父辈的行为，说他们是些小人物，他们供职的时代并不曾有过任何集中营存在。另一些人说他们的父母是些极普通的人，其所作所为并不比其他人的父母更糟糕，而且从未虐待过他们，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疏远或者评判父母。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父母如何对待他们，而不是父母往日的行为。
与我交谈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会在一见面时就提到这一点，从没觉得他们因此而不自在。然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会谈到我的犹太人身份。多数时候，他们想对我说明，我与我父母的关系，无疑不同于他们，因此我无法理解在曾是纳粹分子的父母身边长大意味着什么。有时，他们甚至会咄咄逼人地指斥我说，尽管我的家庭历经磨难，但我的处境要比他们这些杀人犯的子女好得多。我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受害者与害人者的子女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活在世上，不必担心和怀疑他们的父母战时做过些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一现象进行的科学调查。安妮特·哈恩，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医生，曾研究了德国科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文献。她的研究数日即告结束。在联邦共和国的档案馆中，充其量只发现了二十份关于纳粹子女心理问题的文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蜂拥而起，一门心思只想给德国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并帮助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从集体的野蛮走向集体的遗忘。一位大学教授被人问起为什么在德国人们很少注意父辈的行为对子女的影响，教授回答说因为这个课题不讨人喜欢。但一些纳粹子女无疑在寻求治疗。许多人生活在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家庭中，或者曾经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必须承认，在他们中间，这一现象显然是心理创伤的起因。那些“救治者”如何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们面对患者做了些什么？如果他们的培训和科研工作都不包括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他们又能帮什么忙呢？
或许现在为时已晚。今天，那些行凶者的孙辈已是上大学的年龄，而孙辈的父母却失去了机会，没能了解自己父母的历史。行凶者的沉默可以制造一座时间坟墓。整整一代人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他们没能消化历史，并因此难以煅造新的民族个性——一种使历史不再重演的新的民族个性。我所采访的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对其父母的态度如何，都相信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可能卷土重来。他们的猜疑，他们对同胞中前尘旧蜕的意识，连同他们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妨碍了这些纳粹子女成为充满乐观情绪的公民。
这些纳粹子女不仅不能矫正他们父母的过失，而且对他们的父母缺乏必不可少的积极的认同。父辈的冷漠和沉闷伤害了他们，就算他们了解了过去，也是因为付出了巨大努力。众说纷纭的“冷血症”——父母甚至不会为他们敬爱的元首而哀痛——象征着战后家庭的气氛。子女将父母看作战争的“牺牲品”，反映了他们的实际体验。那些大英雄、导师、超人，摇身变为小人物，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受害人，而非灾难的制造者。人们决不谈论个人的罪过和责任，更不必说身为父母的耻辱。行凶作恶的一代以谎言、沉默和欺骗来应付他们的儿女。在采访中，一位妇女对我说：“母亲哪怕只有一次告诉我她曾是参与者，她犯了极大的错误，她希望我——她的女儿——从中吸取教训，我也会与她和解，即使情况表明她当过集中营的看守。”
父母的沉默，连同家庭中徘徊的低迷的法西斯情绪，构成了纳粹子女们个人历史的基调。因此，他们将自己看作纳粹父母的牺牲品，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许多人代替父母扮演了受难者的角色。当讨论涉及社会或政治问题，人们联系纳粹时代来看待与政府或政治对手的冲突时，情况尤其如此。一些人将绿党比作纳粹分子，还有一些人将警察比作盖世太保。为了制造效果，人们就要将对手与纳粹等同，而将自己看作受害者。
行凶作恶者的最大失败，就在于他们不能为历史作证。他们之中的最丑陋者往往成为牢骚满腹的德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多少年之后，他们仍被认为应对纳粹时代的恐怖负责。他们问道，面对世界上充斥的邪恶，不管是俄国人干的还是美国人干的，难道不应当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吗？
今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的高谈阔论更多地集中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悲剧，却忽略了这一切何以会发生在德国这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文明国度。政治家们公开宣称，他们这些1945年的宦海新人，没有解放的心情，只觉得自己被击败了。人们不停地辩论，是否应当树碑纪念第三帝国的全体死难者，将他们看作战争的牺牲品，而不管他们是杀人还是被杀。
这番无辜落败的说法似乎构成了新的民主方向的基础。“老一代”德国人显然没有为“新一代”德国人铺平道路。他们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以至污秽山积，羁绊后人的步履。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因为父母的过去，因为父母不敢谈论这一过去和不愿承认自己有罪而仍在蹒跚前行。他们能否由此迈出坚定的步伐，仍需拭目以待。
Chapter 1 正派的安娜
我的一生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1947年生于慕尼黑，长于慕尼黑。在慕尼黑上学，就读护士学校。二十八岁结婚是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银行工作。他照料我们，我照料家庭，日子过得不错。
故事的这一部分也不复杂，或许可以概述如下：十三岁时，我发现父亲并不像母亲告诉我的那样，战争期间当兵打仗，相反，他在集中营任职。而母亲也不像她讲的那样，待在家里忧心忡忡，等待前线传来的丈夫的消息。不，父亲每晚回家，就像从办公室下班归来。然后，他坐在桌前，母亲已为她这位勤奋工作的丈夫准备好晚餐。他尽他的职责，她也尽她的职责。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959年，我们收到了一封信，它改变了生活中的一切，绝对是一切，但一切也依然如故。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矛盾，但事情就是这样。不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它基本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表面上，往日的囚犯对我父亲提出了指控。可以想象，事情发生后，我们家是怎样一幅情景。但也许，以你的历史背景，你是无法想象这一切的。当时，我父亲在警察局供职。战后不久，他就得到了这份工作。他有工作，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就像任何普通家庭一样，也许还更快活些，我也说不清。至少，我不记得我有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情。法西斯主义？纳粹？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些从没有在我家中谈到过。
母亲过去告诉我：“战争时期，你父亲在前线作战，和别人没有两样。”我不可以就此向父亲发问，因为这会让他心情烦躁，而我也从来没问起过他。为什么要问呢？战争？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了。确实，市内还有不少轰炸后留下的废墟，但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传说而已，和我没有关系。
然后，就有了那封信。我不记得它出自政府还是出自律师，我没有印象了。我始终没读过那封信。收到信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我察觉到一定出了什么事。几天以来，只要我在场，他们就几乎一言不发。两人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母亲甚至两眼含泪。直到今天，我还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问任何问题。我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却毫不在意，仍然活在女孩子的小天地里，认定如果需要我知道什么，母亲会告诉我的。父亲整日守在电话机旁，也不去上班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着吓人的公文箱来家里。当时，只有一件事让我烦心，人们总是在起居室里碰头，而这样一来，我就看不成电视了。
那天晚上，我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母亲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安娜，你已经长大了，我需要和你谈谈。”我放下汤匙，望着她，听她讲话，却听不懂她在讲些什么。她似乎总是让我感到滑稽，甚至到今天回想起来，那一晚上还透着古怪，母亲像是第一次显得犹豫不决。她开始结巴、兴奋、歇斯底里，话说得颠三倒四，不时抽噎，经常插上这样几句话：“如果有人问起你的父亲，你什么也不知道。要是他们问，你的父母怎样向你讲述战时的事情，你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们。你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不管谁问你，你什么也不知道。”随后，她试图向我解释一些事情，关于诬告、举报，一些坏人想要从我们身边将父亲夺走。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既然我不习惯提问题，只有听从母亲的告诫，什么也不说。无论如何，我能说些什么呢？
母亲怕得要死，至少今天我是这样看的。她什么都怕，怕我，怕警察，怕审讯，怕邻居，当然也怕那些幸存者。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乱。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出现，和父亲坐着谈话。母亲通常待在厨房里，眼泪汪汪的，不时送上咖啡或啤酒。我根本没机会同父亲讲话。他不再去上班，整日待在家里，几乎一言不发。我躲着父亲，避免同他接触。尽管这看来很奇怪，但我慢慢开始疏远父亲和母亲。
这样过了整整一年，直到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我已经十三岁，多少懂得一些事情了。我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同父母吵架，虽然当时他们对我仍然很重要，例如拒绝穿母亲为我准备好的衣服，或者闹着同要好的女孩子一道游逛。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试图做这些事，他们想都不用想。
一天下午，是在暑假过后不久，父母亲比往日更紧张。母亲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终于等到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除了“对，对”之外，什么也没说，而每一个“对”字之后，她的声音也随之更加坚定。然后，她放下话筒，热泪盈眶地走到我面前，把我搂在怀里说：“现在没事了。他们不能再伤害你父亲。一切都好了。”
这次轮到我发问了，这是我向母亲提出的第一个真正的问题。你可以笑话我，要是你想的话，也可以不相信我，或者认为我智力迟钝，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提问，我问道：“妈妈，没什么事了？”母亲回答说：“你父亲被宣判无罪；他是无辜的，他从来都是无辜的。”
这些话和母亲的反应，就像是一个推进装置，将我送入了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我激动地甚至有些恼怒地问她，父亲为什么受审，他做了些什么，谁在控告他，为什么要控告他。不用说，母亲不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她翻来覆去，讲了一些我不难明白的字眼儿：无耻啦、告发啦、政府恐怖主义啦，还有——请不要生气——犹太人。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提到这个字眼儿。我的父母从来不谈任何关于犹太人的事情，这是个在我们家从不存在的字眼儿。
这番谈话结束了我童年的幼稚和愚笨。我开始多疑，第一次感到父母有些事在瞒着我。
一个小时后，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回到家中。他们都有些醉了，人人得意洋洋，开怀大笑，拥抱我，亲吻我，我只觉得恶心。他们要来一桶啤酒，庆祝他时来运转。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太可怕了。我不认为我可以评判父亲，更不要说谴责他。我不想谈论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或许他们恐吓他，向他施加压力。谁知道换了我，当时会做些什么呢？但为什么现在要庆祝？为什么高兴得就像家乡球队大获全胜一样？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的一个晚上，我这样讲一点儿也不夸张。今天想起来就更糟，因为我知道了父亲受审的原因。
几天之后，一切恢复正常。父亲继续上班，母亲继续操持家务，我继续上学。但我一心想要揭破他们的秘密。父母亲当然不会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是不明白邻居、同学甚至一些老师的议论、暗示和冷嘲热讽。毕竟，我认为父亲在战时像其他人一样是个士兵，但两星期后，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一些。
今天，这些事讲起来很轻松，而且令人同情。我同我丈夫不知讲了多少回。但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毫无疑问，对我来说，就是发现了父亲曾经担任集中营守卫队的头目。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又怎么样呢？你认为我的发现会改变什么吗？我是否应当离家出走？或匿名控告父亲和母亲多年来欺骗他们的子女？他们哺育了我，给我衣食。圣诞节时，我会看到圣诞树和礼物。我对我的孩子，或许也不过如此。父亲是杀人犯，这算怎么回事。我的生活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年纪稍长于其他老师，而且和蔼、友善。无论我们在课堂上做什么，他从不发火，我们一向对他不很在意。一天放学后，同学们大都离去了，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安娜，如果你想同什么人谈谈，尤其是关于你父亲的事，你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
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仅仅几天后，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人。他请我去他家里。这事本身就不寻常。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从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第二天我去了他家，转天和接下来的一天又去了。我现在仍然同他保持联系。他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岁了。我们从没谈起过我父亲。他是那种老祖父似的人，或许还像父亲。他是那么地单纯、可靠。从他嘴里说出的一切都是对的。我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就像对待我的医生那样对待他的忠告。
他对我讲了些什么？他又能讲些什么呢？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傻得从没听说过集中营的恐怖，天真得相信父母讲的一切。最初的震惊来自我发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第二次震惊来自我发现了父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都是老师讲的，但老师还讲童话，像《小红帽》的故事。我们在学校里读到十字军，再大些读到法国大革命，后来又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毒气室。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谁告诉过我们，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卷了进去？或者有成千上万人死于法国大革命？是的，我记得历史老师在课堂上疾言厉色地讲述罗伯斯庇尔的暴行。但谁能相信，隔壁的面包师，或学校的英语老师，或在校门口指挥交通的警察，或发放护照的官员，通通参与过战争时期的大屠杀？这其中还有自己的父亲！
历史课和其他人的千言万语，讲的都是以往的事情。而我们这些孩子，穿着洁净的短裙，戴着美丽的发带，多么可爱，多么快活。星期天，父亲将我驮在肩上，去林间漫步。父母和我玩传球，谁将球掉在地上就得受罚。糊里糊涂、无忧无虑的昨天，单纯、正直得近乎完美。
没有伤亡，没有战争，没有危险，没有一丝哀痛。事情就是这样。我的家人不必哀伤，因为没有亲人死于战争。父亲的兄弟都生存了下来，祖父和外祖父年纪大了，不能服兵役。历次轰炸也没有伤及家庭的任何成员。但或许，他们没有哀痛的原因并不在于此。
然后，那天下午，我碰到了赫斯特。我现在就这样称呼我的老师。他曾经被当作共党分子抓入集中营。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很长时间里一直没事。但是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他身陷牢狱。他是最后一轮囚犯，这是他们为了确保最后胜利而做的事情。赫斯特不愿多谈他的遭遇。我想，他更关心的是其他人，即我的父亲那类人的所作所为。我不想一一讲述他告诉我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在德国发生的种种暴虐，并非遥远的过去，它们就发生在我降生之前。那些挑起、怂恿、因而也参与了这些暴行的人不仅活着，而且就在我们身边。而我的父亲正是这些罪行的积极参与者。
赫斯特常常说，他有义务让我了解过去。在这一点上，他像我的父亲，喜欢谈论义务。
但如果你想听我说这一点导致了我们家的大动荡，我怕你会失望的。今天回想起来，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当然，我们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对立。我向父亲提出了一个所有儿女都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你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但父亲还没来得及回答，母亲便出来干涉了。她很生气，几乎是在尖叫，让我不要烦父亲，他在战争期间已经受够了，再也不愿谈论它。但我仍然坚持，我说在学校中，我知道了集中营，知道了毒死犹太人、枪杀妇女、儿童的事，我问父亲是否与此有关，他是否在场，参与了这类疯狂的活动。于是，他们一起冲我大叫大嚷。他们怒气冲冲地站在我面前，一声高似一声，骂我诋毁自己的亲生父母，骂学校煽动学生目无尊长。他们说，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牺牲与痛苦，他们经历的艰难岁月、他们给予我的爱抚所应得到的报答吗？如此等等，但我没有屈服。我非要问清关键的问题：父亲是否在死亡营中当过看守。终于，他们崩溃了，泣不成声地重复那几句话：“报应，报应……我们的亲生女儿……熬过了所有这一切……，”等等，等等。
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没有“让我向你解释”，没有歉疚，没有懊悔，没有责任。他们两人坐在那里，就像我在无理取闹，而这令他们只能绝望和哭泣。当然，事情听起来可怕，但也不过如此。我继续到学校上学，同父母坐在一起吃饭，星期日出门散步，过圣诞节，就像我们之间一向就存在巨大的隔膜。今天，在我眼中，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只剩下一个轮廓。我在这一片朦胧中摸索，看他人时只觉恍惚，分辨不清，只能感到一个模糊的外形。不论与他人怎样接近，仍然还是不甚了了。
我们家成了一种合伙人的关系。有时，我会想，如果是今天遇到同样的情况，我将如何处理。好比说我丈夫有一天被捕了，因为他涉嫌曾在几年前杀人。他没有被判有罪，但我知道他是有罪的，事情会怎样？我会离开他，同他分手吗？他是否突然间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许我与父亲和母亲也没有很大不同。我又能期望丈夫什么呢？他挣了钱，让我和孩子体面地生活，晚上和周末陪我们在一起，他不欺负我们，酒也喝得不多。我的要求不过如此。
也许我母亲也没有期望更多。也许她清晨起床，为他装好午餐时，想的就是只要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勤奋工作，照顾家人，其他都无关紧要了。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不清楚父亲的工作。几个月后，我在父亲的书桌里找到了证据。那天晚上，父母都出门了，我开始翻父亲的文件。父亲的桌子，几乎就像是个神龛，动也不许动的。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切，身份证、底稿、文件、证人的证词，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我查看了各种身份证上的照片。年轻瘦长的面孔、严峻的目光、薄薄的嘴唇——这是我的父亲。岁月流逝，他却没有改变许多。现在，他成了一个有义务抚养我的陌生人。我还发现了他们的结婚照——母亲紧挨着他，两人都在微笑。他们总是这样对我微笑，可他们两人对我来说却这样陌生，这样遥远。
我留在家中，直到高中毕业，然后搬了出去。我上护士学校，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住房。每星期日下午，我回家看望父母。许多年中，我总是在每个星期日的同一时间回家。母亲会烤制一个蛋糕，还会煮加了奶油的咖啡。我们谈论我的工作和老人们的各种病情。有时，我试图将话题引到战争和父亲对战争的作用上。但这毫无意义，简直就像对牛弹琴。我说的每句话都被敷衍过去。岁月没有改变他们，他们依然世故、冷漠。后来，我的祖辈在两年里相继去世。祖父曾是法兰克福的一名公务员。人们一向对我说他是个诚实、正派的人，但他对我从来不像一个真正的祖父。我们每两个月见他一面，年复一年，他总是问我同样的同题：“好啦，安娜，你是否让你的父母为你骄傲了？”外祖父在铁路上供职，我对他也不甚了解。祖母和外祖母就可爱多了。但除了在少有的几次会面中进行过亲切的交谈外，我们也很少联系。两年时间内，我家突然举行了四次葬礼。在此之前，我从不曾面对亲人的死亡，从此惧怕葬礼。现在我发现，这一切对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真正感到哀痛，虽然我穿了黑色的丧服，而且看到母亲流泪。我第一次扪心自问，我是否也失去了哀痛的能力，他人甚至亲属的死亡是否对我已经毫无意义。我试着想象，如果父母出了车祸，情况会怎样。一切照常。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不必每星期天再去陪他们喝咖啡。
但请不要误解我。我不会蔑视他们，也不恨他们，我就是无所谓罢了。家人一个个死去，先是祖父母一辈。他们当然知道一切，但对我只字不谈。两年后，父亲死了。他长期患病，在医院住了一年，最后就住在我家附近的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但他直到临终，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吐出关于过去的一个字。只要我想探听点什么，他就还是那套陈词滥调。一度我曾以为事情会有转机，因为母亲不在身边，可仍然没有指望。确实，他已不那么刻板，常常感叹战争有多么愚蠢，剥夺了他的青春，现在没有战争了，就好多了。他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只想抓住机会，改善境遇，多多挣钱，说到其他，一切都是义务。有时，他在发烧时，会讲到他的同志们，呼喊他们的名字，骂他们是下流坯。但我想知道他们何时何地做了些什么，却始终一无所得。遇到这类问题，父亲总是含糊其辞。
父亲死时，母亲和我陪伴在侧。我的脑海里，第一次浮现出“完结”一词。是的，他完结了。我已经习惯了看到病人死去，这事每天都会发生，但一些病人只能说是完结了，悲惨地死去，身败名裂。父亲的死就是如此。母亲坐在他的灵榻旁哭泣。我没劝慰她，也不可怜父亲。
当时，我已经倾心于我未来的丈夫。他正在攻读经济学。他父亲是一位银行经理。相比之下，我俩的父母没有很大不同，除了他的父母讲话的方式稍微斯文一些。保罗，我的丈夫，也是在高中毕业后离开家庭的。他父亲战争期间是位法官，谁知道他做过些什么坏事。我们二十八岁时结婚，租住了一套公寓。我们没有邀请双方的父母参加婚礼，我们对他们的伤害莫过于此了。我的母亲哭了好几天，他的父亲威胁要取消他的继承权。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我们想重新开始，没有旧日的人物在场。后来，我们同样也定期去探望他们。这种探望轮流进行，这个月探望我的父母，下个月探望他的父母。双方家长之间没有联系，其实他们也算得上门当户对。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常常怀疑，我们——我和我的丈夫——是否真的与他们截然不同。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又会怎样做？这个恼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假如我丈夫下班归来，告诉我他有机会将薪水增加一倍，甚至可能升为部门主管，但他需要有一段时间充当监狱的管理人员。那里的犯人都是些社会渣滓，这份工作值得一试，等等。我会持保留态度吗？或者我会说，他应当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或者我会细细盘问他，或者干脆认为不关我的事？这些想法不时闪现。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毕竟，我们有着同样的父母、同样的祖辈、同样的教师、同样的牧师。
今天，我只为我的小家生活。我爱我的女儿。她们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她们是茫茫人海中我第一次真正爱上的人。
Chapter 2 傲慢的斯特凡妮
我家老爷子的虔诚劲儿，不亚于修道士。他的那份儿和气，那份儿爱，你知道吗？是追思弥撒上的那种爱。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时，他又是哭，又是祈祷。他所谓的爱，就是跪下亲人家的屁股，低眉顺眼，目不斜视。这也算父亲！不论何时，他都温驯得像个婴儿。我从没听过他吵嚷，要不就沉默，要不就哭泣和祈祷。他从不粗鲁或发脾气。可他唠叨起来，能把人逼疯。
我母亲？她也没什么两样。两人都是“耶和华见证者”教徒，只等着救世主出现。到了那一天，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准能剩下，我们只有下地狱了。我们家的每一天是这样过的：起床——祈祷——伤心——祈祷——哭泣——祈祷——睡觉。怎么样，有趣吧？
是啊，你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我爸爸的老爷子给人处决了，就在战后不久。有时，我妈发神经时，就数落我说，我像我爷爷一样，魔鬼附体。上帝会惩罚我的，不用等多久了。可我不会让人把我逼疯。我们不能提到爷爷，只有祈祷时才行。他们乞求上帝怜悯我爷爷，保证一辈子为他赎罪。问题就在于，怎么赎罪？他们毁了自己，还要把我也捎带上，就因为老老爷子是纳粹时代的一个大人物。我从照片上见过他，他看上去真威风，穿着黑制服、长筒靴，帅极了！瞧那头发，那双眼睛。我敢保证，人人都怕他。不像我们家老爷子，见谁都怕。
不管你说纳粹什么，他们确实很厉害。至少那些男人是如此。女人惨点儿，衣衫肥大，头发凌乱，不用管她们了。那年月一定很带劲儿。学校里放过那时游行和集会的影片。意气风发！今天哪还见得到这种事儿。是的，我知道，那是个严酷的时代，有战争、挨饿、轰炸、犹太人。我们有过一位历史老师，长头发、大胡子、运动衫、牛仔裤——瞧瞧那家伙，什么事都大惊小怪。他没完没了地谈论犹太人、共产党、吉卜赛人、俄国人——受害者，都是受害者。就像他被人迫害过，纳粹分子还在找他麻烦似的。但他是什么人？不是犹太人，不是吉卜赛人，也不是俄国人，说不定是个共产党。我从来不信他教的东西，谁知道是不是真有那么糟糕。
有人曾在课上问他：“老师，我怎么看不出他们疯狂？为什么人人都去欢呼，人人激动万分？总得有些道理吧。”我们可爱的老师，他傻了。他骂那个提问的男孩是个新纳粹，问他是否一点都不尊重受害者……。但我们不依不饶。总算有人把话说出来了，我们都想知道究意是怎么回事。课堂上就像大堤决了口子。总是罪人和罪行那一套，犯罪的总是我们——德国人。所有学生都在高喊、尖叫。有个学生说，他告诉我们的都是胡扯。我们看过电影——欢乐的儿童，容光焕发的女人，街上满是喜气洋洋的人群。我对老师说：“你在撒谎。”他起先沉默，终于按捺不住，朝我们大嚷大叫，六十年代的左翼窝囊废不见了。他暴跳如雷。我们终于撕下了这位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释的傀儡的假面具。突然，他不再慢声细语地传道，不再说能够理解甚至容忍我的挑衅，以及所有这类屁话。他怒气冲冲地找上我了。我有这么一个爷爷，他是一个罪犯，比罪犯还糟，是一个战犯，还能指望我有什么好呢？他的原话就是如此。我一声没吭。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朋友嘉德兰。她忽然喊道，他应该庆幸我爷爷不在了，因为……。我就听到了这些。教室里乱成一团，谁也听不清别人说话。
这以后，可爱的历史教师整个儿垮了。这个懦夫告到校长那里。这个左派英雄，一张嘴就是他与恶势力如何抗争，现在跑去找校长了。我知道他准在蒙人。于是，校长大驾光临，喋喋不休地讲了一番话。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感到负疚和羞耻。或许他应当如此，但不是我。我没有杀害任何人，没有欺负任何人。我没有向希特勒欢呼万岁。如果他们认为自己错了，很好。他们不妨背上十字架去哭天抹泪。这一切让我烦透了。总有人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德国人永远是坏蛋，难道还不够？我们发动了战争，我们毒死了犹太人，我们毁了俄罗斯，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又不是我干的这一切，也不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或者我的父亲。关门的动静大点儿，老爷子都会吓得发抖。他们在纽伦堡，已经处决了所有罪犯，我爷爷也在其中。他们已经表演完了，还想要我怎么样呢？每年学校里都是老一套，集中营的影片，集中营的照片，说实话，我已经受够了。
奶奶过去常说，爷爷是被人谋杀的。在她看来，没有法庭的裁决，也没有依照法律处决。她现在八十五岁了，坐在轮椅上，跟自己说话。只有父亲不在时，她才会讲起爷爷。
她告诉我：“他是个英俊的男人，高大、傲慢，穿上军装后，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抗拒他的诱惑。”说着，她的脸上便焕发出光彩。有时，她还会讲起希特勒，她曾见过他几次。她说，希特勒走入房间时，人人都会挺身肃立，他们都怕他，包括我爷爷。不幸的是，最后他疯了，否则，我们不会输掉战争。当然，这听上去有些荒唐，但她就是这样讲的。至于犹太人，她说，应当肃清他们，不让他们毁掉德国。
好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老太太没准儿是老糊涂了，可她也没有全错。瞧瞧今天的犹太人，说是灭绝了，可今天又遍布各地。我是否认识犹太人？我不认识。但在电视上、广播中，还有银行里和报纸上，到处都是犹太人。举个例子？让我想想。有了，罗森塔尔和他的“Dalli，Dalli”（快，快）。再举一个例子？我眼下想不出来了。我得去问我奶奶，她谁都认识。她常常会指给我看：这个是犹太人，那个是犹太人，那个也是。她还能走路时，我们常在周围散步。她会告诉我哪家商店是犹太人开的。她说他们几乎控制了一切。现在，她总说，小鱼赶跑了，大鱼却回来了。结果，他们比以前还富。
请别误解我。我不是种族主义分子。我同犹太人无冤无仇，他们对我毫无意义。我甚至一个犹太人也不认识。我刚十九岁，老是被指责在反犹罪行中也有份儿，这太可笑了。什么意思？我们那时偷了他们还是抢了他们？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我父亲十二岁时，他们带走了我爷爷，处决了他。剩下我奶奶和几个孩子，两手空空，名誉扫地。老人家多少年来“为了祖国出生入死”，得到的奖赏就是脖子上的一根绞索。我父亲可能有点儿窝囊，可我不怪他，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转向宗教。
你知道，有时我甚至不在乎当个穷苦的小犹太人。至少是今天，当然不是在那时。而现在呢？人人都会同情你，你永远是受害者。人们因为内疚会拼命塞钱给你，所有的大门对你都是敞开的。赔偿？别吓着我。谁又管我们呢？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所破公寓里，三间屋子，一星期吃一次肉，没有闲钱看电影或享受任何其他娱乐。他们得到多少，我就失去多少。
是的，我有一个姐姐。我不想谈她，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她比我大三岁，处处都与我相反，好得没边儿。她永远温文尔雅，和善得让人心烦。她学医，准备当精神科医生。她的口头语就是“助人为乐”。
有一次她同奶奶差点动手打起来。两人整天跟仇人似的。布丽吉特，就是我姐姐，总跟奶奶抬扛。布丽吉特问奶奶我爷爷怎么能够参与那些罪行？她对他难道没有任何影响？可怜的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她脸也红了，气也不顺了，火冒三丈。她说，他不是罪犯，他是英雄！过去和现在她都为他而自豪，虽然他们杀了他，她还是永远爱他。于是，布丽吉特也蹿儿了。来来回回就是这套，像在台上扮戏。而布丽吉特扮得就像她曾经历了一切，当时她就在那里似的。
你想不出她都做了些什么来摆脱沉重的负罪感。赎罪，和解——笑话。为什么？这又关她什么事？我不明白她到底想要怎样。她不过是个只会哭鼻子的大娃娃。每年她都去以色列，在一个营地里无偿工作。数数她参加的委员会吧，和平委员会、国际和解委员会、反排外委员会、犹太教－基督教和睦委员会，我见了她就头疼。总有一天，她会组织一个舔屁股委员会，自任主席。
你问我为什么对她这么恼火？就是她这样的人毁了我们。以大姐姐为榜样？别让我笑掉大牙。我学她什么？有人吐她一口唾沫，她得赶紧递杯水，怕人口干了。人家把一杯啤酒泼她脸上，她还装成是下雨了。她和她的朋友没有自尊。他们比救世军还糟，难道这就是新德国人？未来的精英，受过高等教育，我们今后的政治领导人？我不认为这是人道主义，我说这是自虐，这是窝囊废。当然，我也不赞成恢复从前的一切。但因此，我们就需要坚强起来，防止这种事情发生。靠我姐姐和她那些朋友？如果他们掌了权，我立刻移民。
上哪儿去？哪儿都成，只要离开这儿，离开这些孬种。要是能选择，我去没输过战争的国家，至少得过去五十年没输过。好歹让我生活在胜利者中间，再不跟这些永远的失败者扎堆儿。瞧人家法国人，他们多为自己的祖国骄傲，或者英国人，甚至俄国人。他们有谁会在国外隐瞒国籍？我姐姐到别的国家时，只讲英语，免得被人当成德国人。想想吧！
你没有这个问题。你是奥地利人，你们先把希特勒送给我们，然后他又侵略你们。说实话，你们安排得还真不赖。今天，我们成了大坏蛋，你们却是受害者。
顺便说一句，我母亲是奥地利萨尔茨堡人，她的父母都在，都是虔诚的教徒。我母亲拉我父亲皈依了“耶和华见证者”教派，好拯救他的灵魂。但她净顾着操心他，把我晾在一边儿了。
对了，我刚想起来，我确实认识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我是在迪斯科舞厅碰到他的，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位朋友家。他戴一条项链，上面系着一颗星，你们怎么称呼它？我想，是大卫之星。我问他那是什么，他说他是犹太人，问我是否在意。我当然不在意。就是这些。他同任何其他美国人都没什么两样。也许德国犹太人就不同了，我也说不清，我怎么知道？眼下乱哄哄的，这么多深肤色的人，高鼻子、鹰勾鼻子、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谁知道哪位是犹太人？
怎么才能知道？你指的是看相貌？算了，这个问题挺蠢。他们就像从电影或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反正总不会同我爷爷一个样。
我现在做什么？什么也不做。活着，这还不够吗？临毕业前一年，我被踢出了校门。没有多大关系，反正我心也不在那儿。我当时已经跟彼得好上了。被踢出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家出走，住到彼得那里。告诉你，那简直棒极了。彼得的黑屋子，让我觉得比家里更宽敞。后来，我们就结婚了，婚礼是真正的老式婚礼。彼得买了一辆二手的梅塞德斯赛车，我们去了意大利。在那里，我们驾一辆敞篷车兜风，尽情作乐。但凡事都有个头儿。回到柏林后，我想找一份儿工作，没用，职业介绍所介绍的工作狗屎不如。这些傻蛋，拿我当什么，土耳其人？我烦透了。他们不给我找工作，是因为我没毕业，可在学校里，老师又让我受不了，没人能够忍受。结果，现在我就干坐着，等彼得回家。彼得和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店，他知道该做什么，要是我再找不到事做，也许会到他那里去帮忙。
你认为他们当时真地很沮丧吗？像他们说的那样。我要能有他们当时那份儿自豪感就好了，那么我也可以高昂着头，对未来充满信心。即使一切都完了，但他们做的事一定很了不起。我真想也有这种美妙的感觉，让我告诉你，我会的。无论如何，我不会像我父亲一样。这个世代军人的家庭怎么会成了这副样子？在奶奶的影集中，所有男人都穿军装，不光有爷爷，还有他爸爸，他爸爸的爸爸，一个个威风极了。他们可不是无名之辈，他们都是某某将军和夫人，某某元帅和夫人，等等。奶奶和爷爷住在古纳瓦尔德的一处别墅里，不像我们，挤在莫阿比特的三间屋子里。奶奶说，他们有一个司机和六个佣人，过得特刺激。他们同部长和他的夫人吃茶，陪某某男爵进餐，还参加舞会、招待会。我不知道奶奶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但听起来真地很棒。他们绞死老头子时，也许他觉得这辈子值了。他到底做了什么可怕的事，非得绞死他？没人能够向我解释清楚。我一次又一次问我家老爷子，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他是个坏人。”魔鬼缠住了他，他穷凶恶极，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等等。没有直截了当的解释，至少没有任何让我明白的解释。他是谁？一个巫师？马戏团里能让人消失的魔术师？我不知道。也许我太蠢了，理解不了，也许这得怨那些对我讲这些话的人。
但大部分时间，什么回答也没有。一提到爷爷，老爷子和老太太就连忙祈祷。但我告诉你，没人能说服我，让我觉得做一个德国人可耻。那个时代已经结束。彼得和朋友们赞同我的想法。让六十年代那伙伤感的人见鬼去吧。他们最好到乡下去，种种菜，养养鸡，啃啃蘑菇。我不喜欢绿党，他们没有什么新的值得自豪的地方。他们害怕核战争，害怕化学工业，害怕森林灭绝，害怕人口普查。每天，他们都告诉我们，人人都离死不远了。他们穿着牛仔裤戳在议会里，宣讲世界的末日。他们就像我的父母。
我有什么具体的理想？你什么意思？
你能说出德国有谁还能让我敬佩吗？谁是我们的榜样？昨天的老纳粹，还是新的绿党？还是像我父母一样每天战战兢兢地浪费生命的人？我这个年龄的人里，有谁能成为我们的榜样？没有。谁也不能。
我们是最后的马希坎人。
我认为谁最伟大？我最伟大！
[1] 汉斯·罗森塔尔，著名西德游艺节目主持人，经常催促游艺参加者“Dalli，Dalli”（快，快）。
[2] 大卫之星：以色列的六角形标志。——译者注
[3] 柏林的中上阶级居往区。
[4] 柏林的工人居住区。
[5] 说阿尔冈昆语的印第安人，现已分散各地，与其他部落混合。——译者注
Chapter 3 负罪的鲁道夫
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我始终摆脱不了负罪感。恶有恶报，不在此时此地，也会在其他地方。我的报应必将到来，逃脱不掉。不过，你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一个字也得不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永远是个秘密，没人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倒不如说是罪行，将不会在任何地方被提起——一个字也不会。除了我现在肩负的罪责。我的父母，已经在地狱受煎熬。他们死去很长时间了，此生已经完结，但他们留下了我——生来有罪，活在罪孽中。
最可怕的是那些梦。一到晚上，噩梦就缠住我。总是同样的梦，就像我看了一百遍的电影，人们将我从床上拖起，掠过整个房间，拉下楼梯，塞进一辆汽车里。他们是些穿着条纹制服的人。汽车飞速穿越城市，周围乱乱哄哄，人们又叫又嚷：“好哇，好哇。”有时，我觉得我们穿过了一条街，街上的人都在向我们欢呼。我们来到一幢陌生的房屋前。我被沿楼梯推入地下室。他们剥去了我的外套，将我推进一个房间。门在背后关上了。我还要讲讲那间屋子吗？
墙上是正在淋浴的人头，五官中喷涌出一些东西，发出嘶嘶的响声，像是撒气的自行车胎。我无法呼吸，我想我要憋死了。我冲到门口，想打开门，门格格作响，我尖叫着，眼睛在燃烧，接着我就惊醒了。通常我会起身，不再上床。我难以继续入睡，因为只要一闭上眼睛，一切就会重演，将我从床上惊起。
有时，我一星期会做两三次噩梦，然后几个月平安无事，然后重新开始。
看医生？我看过十几位。我最喜欢的医生就是那些问我这些梦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为什么会做这些梦的。是他们疯了还是我疯了？我是否该告诉他们我……！
有时我想象我成了杀人犯。我随便找个什么人，杀了他，然后到警察局自首。那样，一切都会结束。我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为我父亲赎罪。他没去那里，因此应该轮到我去。他们会虐待我，揍我，每天让我干一些粗笨的活儿，但这样也比我现在好。瞧瞧我吧，我没犯罪，却过着一种罪人的生活。
我的父母逃到了南美，用新名字、新护照，在“自由世界”中开始新生活。但他们不是默默无闻，绝不是。他们有许多朋友和旧部。我们家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处处受到欢迎。汽车来接我们，朋友款待我们，新房子以及一切准备停当，新的生活开始了。直到我们再次离去，到另一处安身。我生于1950年，十岁时，我们已经搬迁了四次。此后我们留在了南美国家，一切都稳定下来。表面上他们停止了追踪，或至少他们找不到我们了。说来你也许不信，但后来我们又拿回了德国护照。
今天我是个德国人，一个身为罪犯后裔的德国人。我该被判无期徒刑？就因为我是杀人犯的儿子，父母杀人如麻？我怎么知道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或许我亲爱的父亲夜间招来集中营的女人取乐，转天早晨又把她送入毒气室，也或许他掩护并帮助了她们。或许我可爱的母亲打发她的司机去服苦役，只因为他没有擦洗汽车，随后又换了一个新司机。
他没有做任何事，她也没有做任何事。归根结底，为什么要大惊小怪？我父亲他们驾驶卡车闯入波兰村庄，围堵犹太人，将他们带到基地，男人站这边，女人站那边，男人挖一道长长的壕沟，女人和孩子脱去衣服，将衣服和珠宝整齐地码放好。一次，只有一次，父亲喝多了，谈论起往事。太可怕了！那时，他们不得不用手枪一一射杀儿童，因为那些愚蠢的士兵将自动枪的枪口抬得太高，只能瞄准成人的脑袋。
天哪，我亲爱的爸爸，多好的人！他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他哀哀地说，那日子糟透了，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但他错了。我亲爱的爸爸，事情永远不会结束。你知道那支歌吗——“他们要来将我带走”？
我不断给自己唱这支歌。我告诉你，他们会来的，他们已经带走了我的父母。他们是1968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的，一眨眼的功夫就完结了，他们烧得已经认不出本来面目。那场景辉煌极了，像原子弹冲击波。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但我真希望能看到。他们两人都葬在了阿根廷，虽然父亲在遗嘱中说过，他希望葬在德国。我没有按他说的做，我阻止了这件事。他一旦死去，任何愿望都到此为止。再没有命令，再没有通告，葬礼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返回基地，在他的坟上撒尿，又蹬又踏，疯了一样，哭喊着。真可怕！这是我的告别。我再没有回去过。等我死了，我不会葬在那里。
所有这一切发生后，他们怎么还能异想天开生出一个孩子？佯装一个家庭？活着像魔鬼，死了像天使，这怎么可能？我们活得一直很惬意，应有尽有，从来不缺钱。“莱因哈得计划”，你知道这件事吗？在我们邻近，有许多德国人，不少人的过去像我父母一样。所有人都过得不错——住大房子，家里有游泳池、佣人。钱就来自“莱因哈得”。他们一个个都夹带着金银细软从德国跑出来。
我十岁时，老爷子搞起了房地产。他把所有的老伙伴都安顿在近旁。许多人本来已经在这里定居，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德国的：德国学校、德国商店、德国朋友、德国玩笑、德语报纸，人们星期日去教堂，随后去酒店喝啤酒。当然，还有奥地利人。但除此之外，我们自由自在。在这里，德国像战胜者，没有一点战败的痕迹。我们只是从电影上看到轰炸后的废墟，而这里，一切都生机勃勃。这里泉水常流，土壤肥沃，是胜利者的天堂。我为什么要降生？你记不记得这个问题？这是约德尔被判死刑后问的。这是个难解的问题，不是吗？
我读过纽伦堡审判中讲的一切。只有弗兰克表示了悔恨。我常常试着想象，父亲会说些什么。我想他不会表示一丝悔恨，也决不会认罪。他清醒时，是个英雄。他是胜利者，讲起话来永远比别人嗓门高，严肃而果断。他从不微笑，总是突然间哈哈大笑，随即又一副严肃、刻板的样子。总之，他固执，做事一丝不苟。厨娘迟到十分钟，就会被解雇。草坪修剪后，他也要检查一番。雇用新的女佣后，他还要教她如何将玻璃杯齐整地码放在壁橱里。
父亲教训起我来，也是有板有眼的。我必须双臂高举，面壁站立。然后，他用一根竹棍打我屁股五下。母亲就站在他旁边看着，打过后将我搂在怀里安抚。父亲一走了之。但完事后，我还得去他的房间认错。谁让我伤害了这位可怜人的感情。
他通常会在桌上小碗里放一些零钱用作小费，不是很多。一次，钱丢了一些，因此，他决定给我们一点颜色看看。饭后，他将佣人们叫进屋里，包括厨师、女佣、花匠。父亲大步踱来踱去，警告说，他们有一小时揭发罪犯，否则，通通解雇。
当时我十二岁。那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日子。我尖叫着让父亲放过他们，因为是我拿了那钱。父亲勃然大怒，他轰走了佣人，疯了似地大叫大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用西班牙语讲话的，等于在佣人面前羞辱了他。这是我的第一次小小的胜利，我很自豪，我让大英雄暴跳如雷。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些犹太移民，都是德国人。我们班上的一半孩子是犹太人，另一半是非犹太人，这一半中的大多数是老纳粹分子的儿女。
但是，我们与犹太人出了校门，彼此便无来往，而且经常大打出手。那是不折不扣的团伙殴斗。我从来不善争斗，我是个矮矮胖胖的孩子，喜吃甜食，每逢打架，必输无疑，是典型的职员子弟。但其他人组成了一个团伙，玩打仗的游戏。他们截住一个犹太人的孩子，暴打一顿，于是，犹太孩子也如法炮制，如此循环往复，了无休止。我从来不跟着掺和，他们也不要我，但无论如何，他们搅得我胆战心惊。
因此，我没有朋友，既不属这一伙，也不属那一伙。我是孤家寡人，像人为维持生存的一个死胎——人工肾、铁肺、塑料心脏，组装在一起，再安上胳膊、腿。
父母生前的最后三年，我伤透了他们的心。他们死时，我十八岁。十五岁时，我傍上了别的男人和男孩。父母知道我是同性恋时，恨不得杀了我，或者先杀了我，再杀了自己。也许他们那场车祸不是一次凭空而来的意外。
“在德国，他们会在你身上别一个粉红的三角。”母亲冲我喊叫。她说的是那时的情况，但时光一去不复返。这里是阿根廷，谁不羡慕我的碧眼金发？我想得到谁就可以得到谁。
所以，你瞧，他们计划的再度落空了。我亲爱的父母在南美的新开端，结果却成了死路一条。最初，一切似乎都大有希望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中重新开始：成功、华美的房屋、朋友、圣诞树、儿童唱诗班、希特勒诞辰、各种节假日。他们不再恐惧。至少在1960年之后，一切都已忘却。生活又恢复到1940年之前德国的轨道上，直到母亲在我床下发现同性恋色情文学作品，直到他们从我这里听到了一些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我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崩溃了。这些正统而又坚强的人崩溃了，垮了。
德国的荣誉毁于一旦。他们意识到我是个同性恋者后，从此精神不振。他们始终没有和我谈起这件事。实际上，我们之间也很少交谈。再没有客人，没有酒店的畅饮，没有狂欢节组委会中的荣誉席位。他们像蜗牛一样缩起来。他们为我感到羞愧。可怜的人，他们一生中第一次感到了羞愧。
我一旦意识到他们有多脆弱，就变得愈发不可控制。我带朋友回家，穿戴得像个相公，在客人面前讲话也一副娘娘腔。我就是存心要让他们受罪。
你真该看到当时的情形。不到几个月，他们就完全变了样。后来，学校以性骚扰的罪名将我踢出了校门。校长召见了我父亲。或许那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
我相信，任何罪名，哪怕是谋杀罪，也会让他好过些。可他的儿子竟然是个同性恋者。
我不要孩子，家族的这一脉应当到我为止。我该怎样向我的孩子讲起祖父呢？我同父母生活的时间太长，谁知道我继承了他们什么样的罪恶禀性？这一切再不能传承下去了。该结束了，我们引为自豪的高贵血统。如果有人问起，那么，我姓氏中的“冯”（来自）最多意味着“来自何方”。不过很快也不会有人问了。
父母生前的最后几年，我整天游手好闲。我被赶出校门，不想找工作，父母也不再烦我。我读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关于第三帝国的东西，抓到什么读什么，我一次又一次看到父亲的名字。我不想在这里提起它，它应当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但我可以告诉你，任何认识我父母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我真想看看那副样子。
我很快知道了我父亲是什么人，然而，我好像从来就知道这一切似的。实际上，我没有得到任何新鲜东西。所有的事情，都不过证实了我的怀疑和猜测，我的脑海中开始形成了一幅画面，将我读到的和父亲讲到的还有母亲偶尔的只言片语综合在一起。每件事突然都显示出含义。或许是我杀了他们，或许是他们故意撞上那棵树，但为什么我没有也在他们的车里？父母死后，我卖掉了所有的东西，返回德国。毕竟，我有德国护照，还有足够的钱。
过去几年，我什么事也不做。我用不着工作，只要我还有钱。我不能进大学读书，因为高中没毕业，我也懒得去补考。我已经有十五年无所事事。我是个职业的倒霉蛋，我注定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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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希望结束这一切。游逛和坐等没有任何意义。我希望他们早点儿来将我带走。
[1] 阿尔弗莱德·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被处决。
[2] 汉斯·弗兰克，纳粹波兰行政官，在纽伦堡被处决。
[3] “冯”为贵族姓氏，原意为“来自”。——译者注
Chapter 4 单纯的约翰内斯
我觉得你的观念不对。今天，问题不在于过去的是否已经过去，或我们这样的人是否还留恋它，而在于你、我和我们大家是否消除了心中的仇恨，代之以爱、理解和统一。团队精神、同心协力、相互谅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为此，我们必须永远地抛弃过去，埋葬它，团结起来共同走向新的目标，和平、正义、两性平等、外国劳工状况、失业、裁军，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足够我们忙上很长时间。为什么非要生活在过去中？毕竟，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等待我们德国人去做。就让过去留在博物馆和教科书中吧，我们的精力应当用于此时此地乃至未来，不该为过去耗费心神，因为我们将需要集中全部力量，防止德国陷入新的灾祸。虽然如此，我们却不必去谴责那些仍然留恋过去的人。我们应当去体谅他们的想法，和他们一起用心感受，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应当坦诚相见。总有一天，爱将战胜一切。爱是唯一的力量，唯一真实的力量。
这篇小短文怎么样？这是我为你今天来而准备的。我想我要对你谈的就是这些。
但我们还是实话实说。我要对你谈谈我自己，直截了当，不遮不掩。我的父母很邪恶，令人作呕，他们的血管里充满毒液，嘴里散发着硫磺味。然而，他们也并非像吸血鬼似的青脸红发、巨齿獠牙。他们和其他遭到杀害的抵抗战士没什么两样。同样的相貌，同样的面容，同样的衣服，同样的发式，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标志，而且据我所知，从内心也看不出来。
我父亲为铁路工作。战前、战时、战后，一直如此。身居高位的小官吏，出身低微，一步步爬到最上层，但即使做了大官，骨子里也还是个小官吏——体面、正派、谁也甭打算腐蚀他。最初，他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纳粹，现在又是社会民主党人。他稳步上升，无懈可击，顺顺当当，魏玛共和国时期，他的铁路系统运送罢工的工人，三十年代运送旅客，四十年代运送士兵和集中营囚犯，战争结束后，又是运送旅客。任何人，只要付钱就可以乘车，不管去向何方。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命。对他来说，工作表现是一个有形的概念——在一定量的时间内做一定量的事情。光是工作还不够，他为他的工作方式，为他不仅仅是一台机器而自豪。他积极行动而不是应付差事，就像线路上的一个人形开关。他的生活原则也是在一定量的时间内做一定量的事情。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父亲的感觉吗？就好像面对一幅现代非写实绘画，你看来看去，觉得弄清了它的形状，但又无法理解它的含义。但你没有放弃，你想要理解它。许多年来，我一直试图理解我的父亲。我几乎就要放弃了，一次突然的机会却让我看透了他的内心。
当时，我十四岁。那年像往年一样，我们到意大利度假。我的父母热爱意大利。我们总是前往亚得里亚海岸的同一处营地。此番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碰上了劫匪。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两个摩托车手在我们从餐馆返回时拦住了我们的车，他们让我们下车，抢了钱和照相机就放我们走人了。前后最多只有两三分钟。
而我的父亲呢？他做了什么？他跪在他们面前，吓得哭起来。他哀哀地求告，请他们不要伤害他，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只要别伤害他……
他的恐惧、懦弱、失魂落魄令我吃惊。胆小怕事，这就是他见不得人的小秘密。他必须永远站在强者一边。还能怎么样呢？
他的生活就是一堂关于生存的直观教学课。他保留了曾经从属的每一个组织的会员卡。他死后我在他的写字台里找到了所有这些证件。每一个组织，他都交足了会费。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顺应。这是自我的消解，对自我的否认。一旦什么东西似乎要构成威胁，他就会立即归顺过去。
他从来不批评任何人。我从没听过他抱怨纳粹，反对左派或者右派。他没有敌手，他与周围的人、自己的上司，永远同心同德。甚至不用人耳提面命，他已经按照别人的意愿改造了自己。他有一种天赋，可以预先揣摩出那些行将掌权者的需要，随即摇身变化。他对我也是如此。我想不出我们之间有哪次谈话我的心思能够瞒得过去，而不被当场点破。他懂得如何向别人转嫁恐惧。他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毁了我的生活。我童年时代的种种幻想，始终围绕着如何当一名罪犯而又能溜之大吉。我梦见抢劫银行或者抢人钱财却没人能抓住我。我一心想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些案子出来，当个永远有人追捕却从来不会就擒的大盗贼，永远地有惊无险。
在学校里，我开始偷东西。十五岁时，我就有计划地洗劫其他学生的衣帽箱，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梳子、驾驶执照、铅笔、玻璃弹子，当然，还有钱。我在家中我的桌子里收藏了一大堆。我专门腾出两个抽屉来装这些赃物，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地摆放整齐。你瞧，我出道挺早。你今天在这次专访中看到的我，是前些年新开始的我。我从事一个无懈可击的职业，像我父亲一样。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学生时代。我把偷走的东西存起来，钱就花掉，他们从没能抓住我。当然，人人都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个贼。校长有一次甚至让警察盘问我们。他们问我们当时身在何处，什么时候离开的学校，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揭穿我，我就像个戏班子的演员那样撒谎，他们听得句句顺耳。始终没人怀疑我会是罪犯。当然，也没有人会相信我有这份儿可能，我是个普通的孩子，瘦骨伶仃、毫不起眼、衣着整齐、谦恭而随和。但表象之下，却是钢铁。在我身上，体现了不会生事与不想生事之间的细微差别。看上去，平凡的表面下不会隐藏什么复杂的东西。这种天真、幼稚的外表，是我设计的最刺激的伪装，用来掩饰内里那个不折不扣的小贼。
当时，这场冒险似乎大获全胜。我罪案在身却又不受惩罚。不需补赎，没有罪恶感，也用不着辩白，我只管继续偷盗。我的手法越来越纯熟，偷的东西越来越多，收藏也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超群出众同样也会令人厌倦。
我十八岁时，父亲退休，三个月后，他死去了。母亲还活着，靠着父亲的养老金一人静悄悄地过活。一位瘦弱、和蔼的小老太太，她同我说话，就好像我与街上商店的店主、出租车司机或碰巧在汽车上挨她坐着的孩子说话没什么两样。父亲死后一年，母亲告诉我，父亲并非我可能想象的那种和善、正派的人。她对我讲了运送犹太人的事，走向死亡营的旅程。她谈到参与和共同责任，甚至是共同的罪责。她用心良苦，但来得太迟了。还有什么可以补救的呢？沉默的时间太久了。他已经死了，罪人已经死了。我无可奈何，不能为此而与他对证。
母亲用心良苦。她日渐和气，有时甚至充满了柔情。然而，她越是要接近我，我越是避之惟恐不及。她新近对我——她的儿子——滋生的爱意，让我感到无法忍受。我厌恶她时至今日，到丈夫死了，才试图同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父亲已经没有影踪，母亲又不能完全让我满足，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不知道，很难讲。我想不起什么细节。一切都像钟表走时一样乏味，日复一日，总是老一套——上学、下学、回家、吃饭，家中很沉闷。母亲的口头禅是“你知道——你知道你爸爸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星期天我们总是七点钟吃饭”“你知道我们这般努力都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所有这些。我明白他们的心意，他们一心为了美好前景而做出的努力让人感动。我相信父亲确实是这样想的，不管你说他什么，他的种种盲目、他的冷漠、他刻板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举动都与以前没有区别。正是这些，使他感到高兴。即使如此，他也算不上坏人，至少不是有意去做坏事。并非他想作恶，他只是不敢行善，只要善事与权威稍有抵触，我想他不过是看不出善恶之间的分别。我记得应当是作家埃里克·凯斯特纳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抽象的善，只有具体的行善。说到我父亲，不妨理解为，没有什么抽象的善，只有没能去行善。
每年圣诞节，我总能收到家制的玩具。父亲会花几星期鼓捣出些什么东西，一辆木制汽车或手推车或其他玩具。送礼时的场景还挺热烈，父亲和母亲站在那里，凝视着我，嘴唇张开，等待我开启玩具的包装。然后，一个漆好的庞然大物就出现在我面前。而且，你不会相信，我真地很喜欢这些。是的，它确实令我激动，至少直到十二三岁时还是如此。每年的其他节日也是这般过的。例如复活节，有一套严格的程式，一些彩蛋、巧克力，藏在房间各个角落。父亲和母亲站在门口，看我找寻礼品，每当我找到了什么，他们就会微微一笑。等到我把所有东西都装进篮子，就被允许每天吃上一个。我从来没想过一天吃两个，或一天都吃光。多少年后，我长大了，才开始对这些周而复始的活动感到惊奇，不过这一切又有什么特别的呢？绝对一点也不特别。我甚至没听过老头子说过任何人一句坏话，没听过种族主义，没听他中伤过黑人或犹太人或同性恋者。
他的身材比我矮些，黑头发向后梳理，贴在头上，像顶着头盔。他的双肩略圆，走起路来老是磕磕绊绊的，但也从没栽倒过。他每两天换一次内衣。每个星期的一、三、五，母亲给他备好干净的袜子、内裤、背心、衬衣，她放什么，他就穿什么。每年五月，他和母亲去买一次夏装，九月，去买一次冬装，我清楚他的每一件行头。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预测。没有例外，除了我刚才讲的在意大利的那件事。要不是因为那件事，我永远不会看到他内心的另一面。
我常想知道他们俩怎么在一起睡觉，他们的卧室紧挨着我的卧室。我屋里厚重的衣橱靠在墙上，遮挡住了任何声响，不过，要是我打开衣橱，把耳朵贴在墙上，就会听到两人的动静。就像他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样一板一眼，他们每星期三做那件事。我就数弹簧床的轧轧声。每次数到二十五下，完事大吉。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叹息。床铺响过二十五下，再想听声响，就得等到下个星期了。他活着如此，死时也如此。一天饭后，他躺下小睡片刻，通常他总要在饭后睡一个小时。一小时后，母亲去唤醒他，发现他死了。没有叫喊，没有挣扎，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死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把这个狭小、污浊的世界留给了我。
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抽他的嘴巴，哪怕只有一回？而我的生活还在继续。高中毕业后，我到一家银行工作。当然，我是通过父亲的一个朋友谋的职。我喜欢同数字、红利、支票打交道。我从自己的小天地里跃入了金融大世界。一个官员的签名，就可以倒动很多钱，而这是我十年也挣不来的。
说实话，当时我只关心一件事：如何更好地打败这类人。令我着迷的与其说是抢银行不如说是设法进入电脑化的货币交易。我成了一个工作狂。上司开心，母亲感动，人人都认定我将大有作为。我果然有事业运。我步步高升，有了更大的办公桌，更舒适的座椅，乃至更昂贵的服装和汽车。后来，我成了部门经理，就开始利用复杂但也简单的电脑系统偷钱，每个月我都设法将一万德国马克转入瑞士银行。我甚至记不得我用这些钱都干了些什么。旅游、赌博，偶尔还带上个女人。每隔一个月，我休一次大礼拜。星期五上午到苏黎世提款，然后去尼斯、罗马或者蒙特卡罗。我有三天的时间纵情欢乐——我成了一位绅士、一位王子。我随手给门卫的小费比我一天的工资还多。
这几天里，我的生活焕然一新。我成了一个新人。没人问我从哪里来，父母是谁，又是如何生活的。金钱让我能够隐姓埋名。我没有抛弃过去，只是大把花钱，摆脱它几天。我付出的是我拥有的一切——钱和自由，但物有所值。你知道没有过去，生活意味着什么吗？我抹掉了我的过去。我花钱让人忽略我，不要探究我从哪里来，什么出身。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欺骗了谁。法律？正义？多可笑的观念。我做的一切，不过是得到我需要的东西。我的伪装自然不便宜，但它对我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最终我被抓住了，我供认了一切，被判刑八年。现在刑期已经过了三年，我努力改造，可能很快出狱。他们已经允许我每隔一个星期日外出一次。
问题在于所有这些与我父亲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他从来没有触犯过法律。相反，他就是诚实的化身。不管他面对怎样的上司、怎样的制度，他都堪称模范公民。是我的母亲，在父亲死去一年后，告诉我他其实糟糕透了，他是屠夫和刽子手的帮凶，行刑者手中的绞索，就是他送上去的，事先还试过了绞索是否够结实——物资部门的首长，主要负责技术问题，并不考虑人。今天，我难得有了权利，可以决定谁更让我鄙视——父亲还是母亲。没有过去，生活会有多么可爱，有时我真希望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Chapter 5 分道扬镳的雷纳和布丽吉特
雷纳：我是雷纳，这是布丽吉特，我姐姐。我们出身纳粹家庭。父亲是……
布丽吉特：我们不是出身纳粹家庭，是军人家庭。我知道我们对父母的看法不同，但也许我们可以在用语上取得一致。
雷纳：随你的便。我才不在乎呢。你只管坚持你的说法，对我来说，我们家就是一个纳粹家庭，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一个战犯家庭。并非每个纳粹分子都是战犯，不过我们的父亲却一样也没落下。
布丽吉特：如果你准备这样开头，我不会合作的。我不喜欢一上来就穷于应付，这样的话我们趁早结束采访。无论如何，我觉得满世界宣传我们对父亲有不同看法其实很蠢。要么我们别再各说各的，要么我走。
雷纳：好吧，我们就绝对客观地说。我们的父亲，怎么说呢，他是德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他和他在总参谋部的同僚策划了采取哪些措施来消灭那些劣等人。他为德国人创造了生存空间，从乌克兰拿回小麦，从罗马尼亚拿回石油，从波兰拿回煤炭。对他来说，战争就是用彩色别针在地图上玩一场游戏。北方摆几个师，南方摆几个师，飞机在左边，坦克在右边。胜利等于是在生意场上赚上一笔。
布丽吉特：冷嘲热讽对你没什么好处。他是你父亲。我至今还记得他让你坐在他膝上，给你读书或在花园里陪你踢足球，要不就是你累了，他拉着你的手散步。他是你父亲、你的榜样和英雄。你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你也不想知道。你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看到崩溃前的最后几个月。你不知道空袭轰炸，不知道俄国人那里的逃亡，不知道父亲被捕后我们的惊恐。随后就是他被判刑。我们的邻居，所有那些好朋友，突然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反纳粹者。M先生，那头猪，仍然住在附近他那所“雅利安化”的别墅里。可在审讯中，他却出庭作证，陷害父亲。父亲在监狱中待了四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几百万人情绪高昂地投入了战争，成千上万人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动，而且从中受益。父亲始终洁身自好，他没有从没收的犹太人财产中拿过一件东西。我们的住房，是他自己掏钱买下的。他与党卫军没有任何瓜葛，与集中营或屠杀妇女儿童也不沾边儿。他是一名军人，而不是罪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评价他。
雷纳：他并不是单纯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或者是我的父亲，或者是罪犯。他具有多重身份。我受不了他，就是因为这个，他怎么能一边同我玩球，一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的一生中，同时还在玩着多少其他把戏？将军、父亲、丈夫，他的最后一个体面职位是银行董事。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吩咐我不要打扰他，不要麻烦他。后来，我上学了，哪次成绩不好时，母亲都不准我告诉他，免得他心烦。再后来，我参加了学生运动，我还是不能吵他。我永远得照顾他，不能拿我的问题、我的事情来麻烦他，只准给他带来欢乐——做一个快活、幸福的小家伙，对我来说，几时像个真正的父亲？他就像个家中的宠物，我们必须细心呵护。那样地谨小慎微。我们不去纠缠可怜的父亲的絮叨。为此，我们回避了一切正面的冲突、一切坦率的谈话。但凡提到纳粹一个字，便会招来母亲冰冷的目光和她的啰唆：“别烦你父亲！他已经够了！七年战争，四年牢狱，让谁活着，也够受的了。”而他就坐在那里听着，像个布娃娃。
布丽吉特：据我所知，你的童年可不是这样。我还记得你六岁时，得意洋洋地回家来，拿着你的第一份成绩单和你的游泳奖牌。还有你们两人星期日下午一起去看电影，还有你让父亲给你读书。你以为小孩子能够骗得了吗？他爱你，他对我们俩——你和我——来说都是好父亲。我觉得，你咬牙切齿讲了这么多，与其说是冲着父亲，还不如说是冲着你自己。你做的事情将你自己变成了一个牺牲品！你害怕，因为你是个罪人的儿子，胆怯摧毁了你。别欺骗自己，你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一位德国军官的儿子，就算你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呆过，在大学里写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论文，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你永远是一位德国军官的儿子，即使你在街上对所谓纳粹分子大打出手。我记得有一阵子，你甚至心血来潮，想要皈依犹太教。有什么意思呢？你以为这样你就可以摆脱过去？你难道不明白？你是德国军人的后代，这已经融进你的血液中，就像我一样。哪怕你成了拉比，照样无济于事。
雷纳：听你说话，好像你从来也没有因此烦恼过。
布丽吉特：没有，因为我为父亲感到自豪。他有勇气投身于一场运动，只因为这场运动预示了更美好的前景。我始终为他辩护，因为我理解他。我在学校为他辩护，反对满嘴谎言的老师；他们一夜之间摇身变成了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所谓的朋友，他们一门心思想和著名纳粹分子的女儿上床；也反对其他一些人，他们只想恢复旧日景象，以为我是他们的盟友。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你用不着教训我。但我也知道，父亲在三十年代投身纳粹时，完全是出于热情，相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责备他或责备我，都不能使你变成你所不是的人。
雷纳：住嘴吧！你这番长篇大论让我恶心。你说的他相信他的行动正确是什么意思，他出于某种信念？他难道看不出他们的企图？他为什么不在打、砸、抢之夜以后及早抽身？至少，他为什么不能参加七二○团体？你想知道父亲是什么吗？懦夫！可耻的懦夫！软骨头！一个领养老金的傀儡！他的敌人不是俄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他的敌人是德国人，自己国土上的德国人。他为什么恨我到死，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同他想借助他那个党消灭的那些德国人一样。他恨我，是因为我能够说“不”。他恨我，是因为我不像他那样怕得要死。父亲始终相信，战争和党将会创建一类新型德国人，或至少德国人会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但他是老派德国人，而我希望这一类人快点消失得无影无踪。
布丽吉特：你和他一样怕得要死，只不过你怕的是另一些事情。你不知道你们俩有多么相像——同样的狂热，只是处在对立的阵营。你们不容变通的正义感毫无人性可言。想想你自己在谈论政敌时说了一些什么吧。我常常想，父亲那时显然也是如此。或许你们相互间的对立，不过是一种偶然。我想我与你们完全不同。我努力去理解别人，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行事，他们为什么成为现在这种人。而你们想要生活在一个非此即彼的世界上，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说，你和父亲之间有什么区别。
雷纳：只有我的狂热，而不是你的软弱或者所谓的理解，才能够阻止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是的，我在同德国的过去作战。我期待着那一天，第三帝国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也咽了气。我盼望他们早日灭绝。或许到那时，我们才有机会建立新德国。
布丽吉特：你在做梦。什么也不会改变。要是今天你在台上，你会把其他人通通绞死。你的集中营将人满为患，不亚于往日的集中营。你和你的朋友骗不了我。两百年来，我们家的男人都是军人。但在你之前，他们至少都是真正的男子汉。父亲即使从狱中归来，也仍然堂堂正正，虽然弱不禁风，但还是保有了尊严。你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类非凡的新人。你们左翼除了刁难父亲，还有什么好做。想想你是怎样装饰自己房间的。可笑！后来，颈链上挂着“大卫之星”。再后来，肩上搭着巴勒斯坦披巾。你们还要弄些什么装扮出来？还用我再说下去吗？瞧瞧你自己。
雷纳：我一直在努力，要成为一类德国新人，而不是父亲那样的人。这有什么错？但他不想帮助我。他翻来覆去地啰唆军人的职责。他关心的只有责任和义务。不管什么政府，一旦上台，他就效忠。但人还有不服从的责任，又怎么办呢？这对他毫无意义。只有一次，他快要死了，才说了几句真话。他告诉我，那时，他和同僚私下议论，只有赢得战争，才能推翻希特勒，他们真诚地希望在战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是战后！多么天真而又疯狂！他真地以为可以打赢战争。我到现在也无法想象。
布丽吉特：你不知道你说了些什么，或者你知道，但你故意歪曲事实。是总参谋部提醒希特勒不要进军奥地利，不要占领莱因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甚至试图阻止对波兰开战。1938年，约德尔甚至说过，希特勒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支持，只有总参谋部除外。可你就像个畜生，父亲老了，你也不肯放过，还要折腾他。侮辱一个衰病的老人，这也算你们的英雄主义？
雷纳：别自欺欺人了。有多少代了，人们唯命是从，服帖到了自虐的地步。从普鲁士军官到法西斯分子，有一个算一个，只会唯唯诺诺，父亲就是这个链条上的最后一环。我感到骄傲，因为我和其他人一道，打破了这个传统。两百年来，我们家族的男人传续了一个无条件服从的传统。感谢上帝，我挣脱了锁链，成为也许是一百五十年来的第一个非军国主义者。我不再在图板上布阵谈兵，想着这里杀人一万，那里伤人五千。
你说他都想了些什么，确实，你是对的，他在晚年成了一个和善的老头儿。我就是不明白，他怎么会做出那些事情。
布丽吉特：告诉我，你真的认为他是个杀人狂吗？或者所有这些都是一场闹剧？你见过他与集中营看守或党卫军刽子手拉拉扯扯？我信不过你。你满脑袋胡思乱想，歇斯底里。你大呼小叫，摔摔打打。到底要怎么样？你真该看看你自己，疯到了什么地步。还有你那些女人。有时，简直都可笑，从你房间里出来的那些末代嬉皮士，只穿条内裤，半裸着上身，酒气冲天。我总想问问你，你这样，是不是为了做给我们看，让父亲知道你有多么地反传统？要么你是想拿那些一闪而过的胸脯和大腿让我们震惊？资产阶级的逆子雷纳！太可笑了！你为什么不搬出去住？你为什么不拒绝使用家里的钱？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找个地方从零开始？如果这样我还能理解，可你的反抗是由父亲付账的。甚至你抽的大麻，由父亲买单。你从没赚过一分钱。你真让我可怜！
雷纳：我用不着你可怜。知道你还可怜我，倒也不错，不过这对你、对我都没用，因为虽然父亲已经死了，我仍然恨他。我做的所有那些荒唐事，都是为了面对父亲和保护自己。不像你，我至少试过了。你的一生都在忙着顺应，你不仅拼命取悦他，还一步不落地追随着他。瞧瞧你丈夫！整个儿一个父亲的翻版。他也在银行工作，天知道，要是他继续溜须拍马，也许他会当上银行的总裁。每当你同母亲和你丈夫坐在桌前，我就可以在你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什么也没改变。你说话像他，做事像他，甚至读的书也一样。你可以为你的生活自豪，愚蠢地重复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但大体上你是对的，我输了。像你说的那样，我为了变一个人而做的一切可笑的努力，都没有结果。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输了？因为母亲和你不肯帮忙，而你要负主要责任，毕竟母亲嫁给了他。我忽然发现，我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同你们三个人斗争。面对你们三个人，我势单力薄。我认输了，无力重新来过。我像个孩子一样留在家里，生怕你们把我赶出去。我的抗争结束了，失去了目的。我完了。我的前途？我不需要任何前途，没意思。只要父亲阴魂不散，就没有前途可言，因为我根本不想过他那种生活。难道你认为我应当去银行求职吗？
布丽吉特：行了，别抱怨了。又来诉说你的苦难。你不是父亲的牺牲品，要怪也只能怪你那些稀奇古怪的要求和念头。我才不管你去不去银行求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求你帮个忙——别再哭闹了。我们谁都不容易，这个我懂。战争打败了，我们出身的这种家庭首当其冲，因为我们的家庭帮助发动了战争。我们所有人，不光是你，都倒霉了。想从这种一无所有的境况中、从这种深渊中站起身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战败了，就像输了比赛的拳击手，强撑着回到更衣室，想慢慢地恢复气力。我们的肉体和心灵都有明显可见的比赛留下的创伤。一些人愈合了，一些人永远不能愈合，或许还要留给后人。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苦难的命运。父辈制造了这一切，我们只能面对这种命运。但或许，它也是一次机会。我说不清，而且也看不到。我其实什么也不需要，只想能够平静地生活。让我们的儿女去转祸为福吧。
雷纳：这么说，你也和我一样放弃了，这倒让我有点信心了。我始终以为，你比我坚强多了。真奇怪！不过现在，我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和你更贴近了。我似乎突然不再计较你对父亲的感情。
布丽吉特：我很抱歉打破你的梦幻，不过你对我来说，仍然是过去那个陌生人。我不想分担你的痛苦。我处理问题的方法与你不同。我不怨天尤人，也不把自己当成无辜的局外人，和其他许多人一道，装得像是父辈的牺牲品。我不愿意那样，你明白吗？我不想成为一个让人可怜的人。没有任何人，只有我自己可以对我的命运负责。如果我和我丈夫的生活不过是父母生活的继续，那也是我自己的决定，我自己的意愿。我从没有放弃，不管我父亲是谁，他犯了什么罪。我不是凶手的儿女，不是纳粹分子的儿女。整个这场采访愚蠢透了。我不愿意被归为一种模式。我不愿意生活在心理学家的想入非非之中。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纳粹大人物的乖僻的子女。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我的所作所为，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和决定，如果听起来可笑或可怜，那也没办法。我从来没见过第三帝国，我没有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我的邻居也没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被驱逐。我没有瞧着犹太人用牙刷洗刷人行道，自己还从中取乐。我没有参与过，用不着担惊受怕。我从没伤害过任何人。我是人还是一个影子？我必须同你保持距离，因为你生活在过去。我希望越少看到你越好，因为你萎靡不振、可怜巴巴的，搅得我心烦意乱。我没法帮助你，也不想帮助你。如果我伸出手去，抓住你求救的手，你会把我也拉下水。你说你想站起来，可是你两腿乏力，让你害怕。我不想和你倒在一块儿。你要愿意，你就在烂泥塘里打滚儿吧，但不要溅到我身上。
雷纳：刚才，我还以为我们能够和解。但你是对的，这没用。对待弱者，你的方式体现了家族的优良传统。践踏弱小，推崇强力。按照能力，而不是按照需要奖励某人，这种制度屡试不爽。父辈过去是这样，现在你也是这样。骄傲的战士，趾高气扬，哪怕是刚从监狱出来，也决不为他参与制造的灾难洒一滴泪水。不认罪、不忏悔、不赔礼道歉。你当然可以为这种人自豪。一个父亲，像管理军队一样管理银行，一个永远有用而宝贵的人，可惜在必要时，没有哪怕一点点情感和良心。不错，他曾经带我玩耍，给我读书。我从自行车上跌下擦破了膝盖，他跑来安抚我。但后来，当我情绪低落、内心茫然、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时，当他的战时罪行如你所说将我从一个阵营赶往另一个阵营时，当我竭力想成为一个与他不同的德国人时，他又干了些什么？父亲在哪里？我曾经有机会从一个为那场灾难推波助澜的人那里吸取教训。他本可以向我解释，他为什么屈从了，为什么放弃了抗争，或至少为什么没有及时抽身退步。我没有听到任何解释，没有一个字。我就是为此而恨他，因为他不但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还错过了机会，没有让我从他的经验中受益。也许，倒不如那时他们将他和其他人一道处死还干净些。
布丽吉特：够了。我烦透了。我们还是停止这场谈话吧。这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关系不会有任何变化。相反，我们对父亲的期望截然不同。我很高兴他没有用过去的故事拖累我。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知道他在其中的作用。还要他诉说什么呢？让父亲坐在我面前，忏悔他的罪过？多可怕的想法。我不需要这样的父亲，一个哭哭啼啼、自怨自艾的父亲，整天向我嘟囔他犯下的错误。谢谢你了！这就是你所谓的历史性机会？我很高兴父亲没有这样做，否则，我决不会尊重他。他自己应付了一切，我相信这对他并不轻松。战败后，在监狱中，他有四年的时间思索错在哪里。感谢上帝，他没有把我们拖进来。他这样做，使我们的生活轻松了一些，而不是更艰难。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当然，他变了。战后，他不再相信民族社会主义。他没有加入任何极右团体，避开了纳粹旧人的各类聚会，他成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对我就足够了。我不需要任何可笑的悔罪表示。他改变了，这就表明他意识到以前错了。
说这些太累人了，我希望到此为止吧，真正的悲剧或许在于，我父亲的一生引起了这样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三帝国及其崩溃带来的灾难，在我们家中徘徊不去。作为一个家庭，我们不够格。你说的和相信的一切，都与我格格不入，好像你根本不是我的弟弟。我看着你，听你说话，简直难以相信我们是一母同胞，在同一座房子里长大，小时候曾经一起玩耍。我离你越来越远。说实话，我确实不想再见到你。有时，我会觉得我的小弟弟已经死去多时，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个陌生人。往往在你谈到父亲时，我会下意识地问自己，“他对我父亲又能了解什么？”随后，我才想起，他也是你父亲。也许，我反对他的，只有这一点，他的背景成了正常家庭关系的障碍。只要我们活着，他的命运就会伴随着我们，虽然他早已死去，今后也不会活过来。
[1] 1938年11月9日夜，法西斯分子疯狂迫害犹太人，捣毁其商店，抢劫其财物。——译者注
[2] 1944年7月20日，以军人为主的德国反对派密谋刺杀希特勒，以失败告终。——译者注
Chapter 6 满怀希望的苏珊娜
我在这里，坐在你面前。注意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嘴和鼻子。我长的什么样？告诉我，你看出了什么？比如我们在超级市场的收款台前排队，碰巧遇上了，我转过身来，你看到了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吗？现在，我们在这里，谈论我是不是杀人凶手的孩子——天晓得！你说实话，凶手的孩子长什么样？你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印象，或预先设定的概念，像我这样一类人，应当是怎样一副面孔？
我是在1944年被怀上的，也许就在那时，你的祖母死在一所集中营里。或者没准儿是那一天的晚些时候，下班之后。父亲回到家里，上了母亲的身，也许先吃过了晚餐。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所有人中要和你谈论这件事。但我总得从什么人开始吧。
实际上，你是第一个希望谈论这一切的人。或许这结果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
我们学校曾有几个老师愿意谈论此事，其中一个曾经是流亡者。他1938年随父母去往伦敦，1945年返回。据他所说，这是为了帮助德国重建。他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描述纳粹时代的恐怖。但最后，悲惨的却是他自己，而不是我们。他讲述这一切时，禁不住全身颤抖，不时转过身去抹眼泪。我们强忍着坐在那里，像礼拜日听弥撒。他给我们看的照片和影片、他讲的故事，都不过是学校里该学的东西。铃声一响，他走进教室，打开公文包，架好放映机，装上影片，影像就出现在屏幕上了。他拿书来读，给我们看照片。当时，我十四岁。时间一到，下课铃响了，我们涌出教室，吃三明治，准备上下一节课。几分钟后，我们又开始听数学教师大谈直线和曲线。
让我们伤脑筋的是数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那没有一点儿意义。
1948年，父亲被判刑十年。两年后，1950年，他获释了。他入狱时，我才三岁，对他的失踪根本没有感觉。他回来时，我五岁了。我记得那时的情景，就像是在今天。突然地，他又出现了。我们在家里，从没谈论过这一切。我父亲还活着，他将近九十岁了，高大、傲慢、白发苍苍。他的左手齐腕断掉，装了一只假手，带着黑手套。假手很不灵便，手指微屈。他的左臂常常略微前伸，好像要和谁握手。奇怪的是，我一想到他，眼前就出现了这只手。我不认为他是坏人。恰恰相反，他从来不打我，也不骂我。他很温和，体谅别人，也许过于温和了。
他经常对我说：“我会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你只管问我。”每次还不忘告诫我：“还要告诉你的孩子。这些再不应当发生了。”他让我来对未来负责，让我来保护孩子，不要重复他的错误。问题在于：什么错误？所有这些历史的启示，这些故事，永远是那样的扑朔迷离。
斯特恩先生，我们那位从伦敦返回的教师，有一次请我父亲去学校，父亲答应了。那天早晨，他紧张极了。结果呢，从那以后，在我父亲的建议下，他们俩经常会面。父亲很愿意看到斯特恩先生，和他谈话。他在寻求谅解。至今我还是搞不清，他怎么会如此频繁、如此长时间地同斯特恩先生谈话。这位斯特恩先生毕竟是他的一个受害者啊。我长大些之后，他经常对我说：“我们至少希望赢得这一场战争。1943年，我们已经知道，对同盟国的战争必输无疑。但犹太人，他们必须去死。”
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向我解释，非常镇静，从不大惊小怪，只想说服我。他颠来倒去地叙说那个故事，它听起来如此简单，顺理成章，甚至最残酷的细节也不例外，像是在讲述一次郊游。大多数时候，我坐下来听，一言不发，我自顾自地胡思乱想，或者瞧着他身后窗外的景色，想别的事情。他的语调舒缓单一，始终看着我，我常常觉得，我会这样听他说下去，直到永远。
我十六岁时，他带我去奥斯维辛。他了解这所集中营，他曾在那里驻扎过。我们跟上了一个讲德语的旅游团。导游以前坐过德国人的监狱。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旅游团里有许多我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是受害者的子女。
父亲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后来，在回家的汽车上，他开始告诉我，他认为导游在何处讲错了，导游的解释有哪些破绽。他讲了在犯人卸下来后的挑选，并说有60%～70％的犯人直接送往毒气室，其他人派去做工。而导游似乎说，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立即处死了。父亲在讲述过程中，始终非常平静。最后他问道：“你能想象这有多糟糕吗？”
现在回想起来，可怕的倒是他那种客观态度，他的说法和描述，他对事件的认真概括。我从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从未听他讲话时有过间断、停顿，以至再也说不下去。只有这些连篇絮语，好像是在照本宣科。
我是父亲带大的。我从来没见过母亲。我还是婴儿时，她死于一次空袭。后来，我们雇了一个女佣，照料我和做家务。父亲对她很好。前面我说过，他是个平静、和善的人。他相信事事有其道理，而且照着他自己的逻辑行事。人们一旦找到了事情的起因，一切误解和偏执都会消失。在我父亲看来，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有其因果关系。
他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所以他也成了军人，他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所以他也成了纳粹分子。他的全家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我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他死于战争，他甚至认识希特勒。父亲告诉我。早年时，也就是1930年到1933年，他经常与希特勒本人见面。“人们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父亲常常这样说。
据他看来，战争年代展现的恐怖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和局势。然而，说实话，父亲从未掩饰任何事情。他使用“杀人犯”和“罪犯”一类字眼儿，他从不辩解，也从没说过我们从书报上读到的东西不真实，但就罪责而言，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一次也没提到过他犯了错误，或他是一场罪恶中的共犯。他不过是环境的牺牲品，而我呢，我始终相信他讲的每一件事。我相信他的种种断言，相信他说的过去的一切乃是一场灾难，从没有怀疑他可能也是罪人之一。但我的儿子摧毁了我的世界观。此后一切都改变了，而且还不止于此。
1962年，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学习心理学，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改学教育。我丈夫和我是在大学里认识的。赫斯特，我的丈夫，讲授德语和历史。我们1965年结婚，1966年有了儿子迪特尔。
三四年前的一天，迪特尔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探讨我们城市犹太人的历史和最终命运。我说，好极了，我为他感到骄傲。赫斯特也说，他将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例如建议、书，等等。赫斯特和我都想的很简单，而且真地感到自豪，因为儿子参与了如此重要的事情。
迪特尔和他的朋友定期轮流在他们各自父母家中包括我家聚会。他们查阅市政府的档案，写信给犹太人社团，努力寻找我们城市劫后幸存的老居民。
后来，几个星期之后吧，情况忽然起了变化。我开始感到不安。家里几乎再也看不见迪特尔的影子。一有空闲，他就同朋友泡在一起。我不禁觉得，他对他的项目越着迷，就与我们越疏远。他几乎从不和我们讨论他的事情。他不再信任我们，避讳越来越多。
一天吃晚饭时，赫斯特和我想法儿和他搭讪，问他们小组近来情况如何。他忽然抬起头来，盯着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告诉我，外公在战争时期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心里想，我真高兴他表明了他的兴趣，他有权利知道外祖父那时的所作所为。他要我告诉他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父亲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距这里大约五十英里。我们每一两个月探视一次，通常不带迪特尔去。于是，我向迪特尔讲述了那个年月的事情，而我知道的过去，完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我试图解释、描绘、转述、说明一个旧的世界，而我现在知道，它与现实完全无关。儿子埋头听我说了一会儿，突然，他跳起身来，扔掉了听我讲话时一直用来敲打桌面的刀叉，愤怒地望着我，喊道：“你撒谎，他是个杀人犯！你撒谎，你撒谎！外公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他不住声地喊，直到赫斯特给了他一记耳光。这时，我开始冲他两人尖叫。太可怕了。迪特尔跑回他的房间，摔上门，再没露面。
这孩子心中有什么东西破灭了。我一次又一次，想同他谈谈，解释一下“那时”——该死的“那时”发生的事情，可每一次都白费力气。他坐在我对面，两眼望着我的膝盖，绞着双手，一声不吭。没有用，我和他父亲，谁说也不管用。
事情过后几星期，有一天他回家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叠纸扔在桌上，看去像是一些旧文件。
“你知道一家叫科莱格的人吗？”他问道。“不知道，从没听说过。”我回答。他指着我面前的文件说：“瞧这儿，他们住过这房子。”“你是说，在咱们这房子里住过？”我问他，一边拿起其中一页文件读。他说：“对，就在这儿，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我弄不清他要做什么，问他：“好吧，那你想告诉我什么？”“也没什么。”他回答我，然后非常平静地说下去：“1941年，科莱格一家被从这里带走，1944年，他们死于奥斯维辛。他们被带走后的第二天，你亲爱的父亲就同你亲爱的母亲乔迁此处。”
他一把夺去我手中的文件，对我大喊：“还要我读一读文件吗？要不要？这里，听听这一段，‘此处曾居住有玛塔·科莱格，2岁；安娜·科莱格，6岁；弗莱迪·科莱格，12岁；哈里·科莱格，42岁和苏珊娜·科莱格，38岁。1941年11月10日遭逮捕，1941年11月12日驱逐出境。孩子和母亲正式死亡时间，1944年1月14日。父亲被正式宣布失踪，死亡地点，奥斯维辛；死亡原因——’你还想听更多的细节吗？你还要告诉我，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吗？而且你父亲从没向你讲过这些吗？”
我什么也没说。我心神恍惚，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父亲从没告诉我，我们住的房子是没收来的。我还以为它一直属于我家。见鬼，我对我儿子能怎么说呢？联合起来反对我的亲生父亲？
我向赫斯特说了此事，他答应同迪特尔谈谈，但于事无补。相反，儿子现在也开始反对他的父亲。赫斯特也没把事情处理好。他是个坚定的绿党，认为自己属于左翼。在他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像生态问题、核能源问题，才是我们时代的大事。他试图以此来说服迪特尔。他坚称，德国青年今天的问题不是法西斯主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应当放在一边。批判法西斯主义是哲学家的事，与十几岁的青少年无关，今天的青年人应当示威反对核电站，反对环境污染，其他的一切都受社会条件制约，必须等待社会变革，那时法西斯主义自然就会销声匿迹，如此等等。一大堆理论，全是废话，迪特尔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想插句嘴，可赫斯特正说到兴头上，谁也没法打断他。
迪特尔终于放弃努力，可赫斯特还在天花乱坠地说个不停。我想从中缓和一下，问迪特尔现在对此有何感觉。儿子看看我，看看赫斯特，说了一句话：“说了半天，这一切跟我外祖父是个杀人犯有什么关系？”说着他站起身来，回房间去了。
随后几个星期一塌糊涂，除了争执、吵闹和眼泪之外，别无其他。迪特尔和我就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一样，势同水火。赫斯特躲在一边儿看电视，拒绝卷入，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废话，告诉我们消停下来，不要事事那么认真，但对我们无济于事。并且，恰恰相反，迪特尔事事都很认真。
我担心我可能要失去儿子。我没有与父亲决裂，尽管听了他讲的一切。但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裂痕，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两难境地，我必须在儿子和父亲之间做出选择。
在被迫做出选择之前，我当然试图说服迪特尔。我们已经有大约两个星期没有讲话。接下来的一天晚上，我请他再听我说一次。我竭力想对他说清楚，父亲对他的工作都说过什么，我谈到了我们去奥斯维辛的那次旅行，还有我年轻时的其他事件。我想让他明白，关于父亲的过去和民族社会主义，人们是怎样告诉我的，我对这些叙说有何反应，它们是否或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我还想对他说清楚我们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当我像他这个年龄时，从来没想到过参加学习小组，调查我们城市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与今天的青年人相比，我们那时很愚蠢、天真、沉闷；也或许，这个题目那时还过于敏感。
这次谈话非常重要。迪特尔不再那么怨愤，安静地听我说话，还问了许多问题。但我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告诉他，我不会不惜一切地为我的父亲辩护，他的外祖父决不应成为我们两人之间的障碍，而他也不应认为，我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前纳粹分子。我还让他明白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目睹他的父亲伤害生命，或者如果父亲没有显露他的这一面，就很难决绝地将他说成是杀人犯。
当然，是的，我主要是请求儿子原谅，除此之外，还要体谅我的处境。我清楚表明了我对以往的否定，对父亲行为的批判。可能，这对我们的和解起了关键作用。
这次谈话后，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奇妙的事。我与儿子结成了反对我父亲的同盟。我越来越关心他们小组的工作，他给我看他和朋友们搜集和发掘的一切。他们学习小组频频在我家碰头，我会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他们讨论。今天的青年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让我着迷。这一代人完全不像我们那一代人那么扭捏、拘谨、胆怯。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没事了。我仍然每星期去探望父亲，每次去之前，我都准备同他谈谈，却一直没有开口。他走路不方便，听力衰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通常推着轮椅陪他在养老院的花园里散心。我没有勇气问他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得到了我现在居住的这所房子。
我曾试图劝说迪特尔陪我一道去养老院探望，和他的外祖父聊一聊。他拒绝了。他说：“他是你父亲。”我也认为，他同外祖父的谈话不会很愉快。
但最终，迪特尔还是让步了。我父亲很高兴看到外孙，他有将近一年没见到他了。他问起他的学业，两人像老朋友一样谈话。我以为迪特尔放弃了最初的打算，但我错了。东拉西扯之后，迪特尔转入了正题。
他向我父亲提出了曾问过我的同一个问题，即他是否认识科莱格一家，我父亲回答说不认识，他从没听说过他们。迪特尔很固执，问他如何得到我们那所房子，父亲告诉他是买下的。迪特尔又问从谁那里买下的，父亲回答说是一位房地产代理商。迪特尔问他知道以前谁在那里住吗，父亲回答说不知道。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话，迪特尔实际上并没有非难我父亲。他问一些简单的问题，父亲以他惯常的直截了当的态度回答。我开始以为或许父亲真的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但迪特尔并不气馁，仍像检察官一样刨根问底。我父亲终于失去了耐心。他问迪特尔：“你到底想问出什么？”于是，迪特尔讲了他们的学习小组和他们发现的那些文件，讲了经证实曾在我们那所房子居住的科莱格一家人遭到了驱逐。
但父亲否认一切。他不知道这件事，他是按通常方式买下这所房子的，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在他之前有犹太人在此居住。迪特尔不相信他的话，但隐忍着没有挑起争执。他悄悄对我说，和他谈这件事毫无意义。谈话于是就不了了之了。
就在那一天，对我来说，父亲死去了。我不再认识那个我继续去探望的人，他也不再让我感兴趣，我推着轮椅陪他散心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事情。那次探望之后，我们再不曾深谈过。我发现他是个撒谎者。我不想回忆我这一生中他对我说过的所有那些谎话。再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切无疑的。我被告知的一切，可能只是半真半假，也可能全属歪曲。
现在，我每月只去探望父亲一次。迪特尔再没有去过，我也从不要求他去。我现在站在了他这一边，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没有受我父亲这一代人的影响，这很好。他在成长过程中，要比我更自由自在，对权威的畏惧更少。但讲到我儿子，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我和他与我父亲的疏离，这是由他导致的。生活在养老院中的那位老人于我已是全然的陌生者。现在，即使是另外一个人坐在轮椅中，我也可以推他绕着花园散步，我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Chapter 7 困惑的格哈尔德
很高兴有机会同你在这里谈话。这些年来，父亲被以各式各样的罪名指控，没有一件是真的，现在，我可以做出澄清了。1940年到1945年期间，他是本市的市长。我母亲是德国女童子军的指导。父亲出身于商人之家。他的父母开了一个肉店，门面很小，进项也不多，刚够养活自己。我还记得祖父、祖母两位老人。我母亲也是本地人。她从来说不清楚自己父亲的样子。外祖父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是个工人。我的外祖母靠缝纫为生。
我父亲生于1910年，母亲生于1914年，据我所知，两家人都世代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我父亲已经死了，母亲也死了，父亲死于1979年，母亲死于1982年。
父亲从一开始就加入了纳粹。我不知道确切时间，但他时常说，开头他就投身其中了。他和母亲是在一些党务活动中认识的。那时的情景一定很有意思。他们两人每逢谈论起来，总是兴致勃勃的。除了店里的事外，他挤出所有时间为党工作。他常常说，他为理想奉献了一切。母亲喜欢青年人，她从来都热爱孩子。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母亲永远是家中的主心骨儿。父亲常对我们发火，还打我们，但最后，还得母亲说了算。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斯特凡是老大，生于1936年；然后是古德兰，生于1939年；安东，生于1941年。我最小，生于1946年，是在战后。
斯特凡成了一名管子工，现在自己开店。古德兰是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丈夫在邮局供职。安东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是个领班。我自己经营肉店，不是父亲的那家老铺子，他投身政治后，卖了他的店。
我结婚了，太太和我一起料理店里的事。我们的儿子古斯塔夫十二岁，正在上学。我们过得不错，除了父亲从政的那一段儿，那后来成了他的罪名。人们不断攻击父亲。战后，他卸任很久了，人们还在找他麻烦。由于他已经卖掉了生意，他希望，实际上是必须找一份儿工作。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感谢主，贮木场的老板雇用了他。老板曾一直是父亲的支持者，他们以前就认识，在危难时相互帮助，父亲当市长时也帮助过他。上帝保佑他在战后留下了他的贮木场，因此可以帮得上忙。父亲于是成了这一行业中的一名经理。多亏如此，我们才能得到许多很便宜的东西。战后，父亲新盖了一间房子，他还帮我开了店。我如今就住在这间房子里，其中许多东西都是木制的。
母亲战后留在了家里。可能是为了照料儿女，不得不如此。她也像她母亲一样，做起了缝纫。有一段时间，她想去市里的一所幼儿园工作，但他们不允许。那里的一些人恨她。为的什么，我不知道。她做过什么事？当时，她与孩子们一起玩儿，带他们徒步旅行。这又有什么错儿？但也许，一些人报复别人，是为了捞取些好处。
父亲战后实际上没碰上任何困难，除了不再当市长。其他政党谁也不提名他，也就是说，他再不能进市政府工作。一天又一天，他们从他那里拿走了一切。战后很久，他常常说，成全他的是这些人，毁了他的也是这些人。我想是有一些人对他恨之入骨，但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原因何在。
我小时候，也受到一些人的责骂。一位老师曾对我说，你父亲是个老纳粹，坏透了。但感谢上帝，只此一位老师。他确实恨我，看到我同其他孩子打架，他会把我拖到一边，说知道我学不了好。父亲常说他是个老赤色分子，心眼儿很小，他是我父亲的仇人。甚至他们在街上碰上了，都会调转面孔，招呼也不打一个。按照这位老师的儿子海恩兹的说法，是我父亲导致了他父亲锒铛入狱。海恩兹比我小一岁，低我一个年级，但我们不在一所学校，因为他是这位老师的儿子。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但海恩兹和我从来不是朋友。他像他父亲一样，整天恨恨的。海恩兹曾对我说，我父亲应对数以百计的人感到负疚，还有其他类似的蠢话。我恨透他了，让他滚开，别来烦我，他反过来向我大叫大嚷，让我去问父亲城里犹太人的事。我问了父亲，他说犹太人都移民去美洲了，在那里生活得很好，他们今天可能比我们还快活。至少他们没有挨炸，那边也没有战争。一些年后，从美洲回来了几个人，两老两小，小的和我一样年纪。他们驾一辆又长又大的黑色梅塞迪斯进城，四处兜风，市长还接见了他们。他们可不像给人整得一无所有的人，倒是我父亲一无所有。他们受到欢迎，到处露面，成了贵客。听到他们谈起纳粹时代的情景，父亲常常大动肝火。他们在电视上讲了死难的人，讲了纳粹的罪行。父亲禁不住愤愤不平：“他们总想把一切都推到我们身上。”父亲要么说“胡说，一派谎言”，要么说“他们只会丑化我们，从来没一点儿好”。
我们兄妹几个从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激动，但我们知道，最好还是不要和他谈论战争。母亲曾经告诉我们，最初一切都好极了，后来才越来越糟，我们应当庆幸没有活在那时。战争结束时，我哥哥斯特凡已经九岁。斯特凡和古德兰告诉过我，美国大兵还给他们巧克力吃呢。斯特凡还记得美国人来时的情景，他们始终很和气，甚至带走爹爹的时候，还不忘给孩子们口香糖和巧克力。不过爹爹很快回家了，他们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只是个市长。
好了，我还能告诉你什么？我从来不参与政治，不属于任何党派。它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什么忙也帮不上。我宁愿袖手旁观，是的，我参加投票，但我不卷入任何事情，我只管自己的生意，唯有这件事让我感兴趣。虽然我也不是没有机会。这事儿听来可笑，因为他们始终不放过我父亲。所有这些人，所有政党，时常问我是否愿意更活跃一些。他们甚至可以做出安排，让我在市议会里占有一席之地。但我父亲表示反对，他总说，既然不要这一个，那一个也别想得到。他们不会让他东山再起，所以，我也不去凑热闹。
然而，我们为此吃了不少苦头。父亲不做市长后，我们面临诸多不便。比如，瞧瞧雷默，他叔叔后来成了市长，他也有一个肉店，但位于行人专用区，这是全城最好的位置了。人人都从那边的商店经过。他的生意很红火，卖香肠、卖肉，还卖熟食。他还得到允许，安置了三张餐桌。我得到了什么？路边的这间小破门面。这都是因为他叔叔是个赤色分子，还当了市长。难道这就是正义？难道这就是老师告诉我们的从1945年后开始的新城市、新时代？变化在哪里？我父亲也是民选市长，与后来的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当时，他获得了多数支持，就像后来多数又支持其他市长一样。我问自己，一个获得多数支持而当选的市长怎么会有罪？而结局却是，雷默在行人专用区开了店，我却不能。我想到了在学校里、在电视上，听到看到的所有关于战争受害者的事情。但受害者永远是别人。我们呢？没人谈论这个。比如，我父亲的兄弟在苏联成了战俘，再没有生还，母亲的两个兄弟也死在战争中，父亲在慕尼黑的亲戚，有五六个人死于轰炸。我们体会了战争的滋味。感谢上帝，不是我，而是我们整个家庭，曾在战争中受难。但他们从没给过我们一分钱，都给了其他人。谁知道战后得了好处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吃过什么亏？我们吃的亏倒是明摆着：父亲失去了他的工作。
但一切从头开始。我们齐心协力，帮助了战后的重建。十年之后，我们又成了一个体面的家庭，住在漂亮的房子里。父亲在城里又受到了人们的尊重，虽然不是市长，但他是贮木场的经理。没人说他的坏话，当然，那个老教师除外。
父亲始终认为，我们是个正派的家庭。他为他的子女和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只是他不能再当市长了，这真糟糕，否则，我没准儿也能在行人专用区开一家商店。
Chapter 8 因循守旧的西比勒
我曾经从一本什么书上看到，人在小时候，一天要被抱三次才能存活，被抱六次才能会站，被抱十二次才能健康成长。我想，我这一代人，还有我父母那一代人，被抱的次数最多也就刚够存活的。数百年来，祖祖辈辈大概都是这样过来的。我父母用的是我祖父母的教育方法，天知道我如果有了孩子会如何教育。我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小时候从没得到过他想要的东西，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东西。比如说，他吃饭时想喝木莓苏打水，但是由于家里的教育原则，他从未如愿。
我和三个哥哥在家里也受到严格的法西斯式统治。挨打是家常便饭：裙子破了要挨打，学习成绩不好要挨打，与父母顶嘴也要挨打。有时，小错积累多了，也要挨打。挨打的程序一成不变：我们要自己去拿棍子，自己趴在椅子上，然后开始挨打。反抗根本没用，还嘴也是绝对不行的。
如果试图和父母讲道理，或说服他们不要打人，只能使事情更糟。母亲负责惩罚我，父亲负责惩罚我的三个哥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要让他们抓住。这是一个得到认可，甚至被批准的免遭惩罚的办法，因为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别让我抓住。”
除此之外，我们四人之间还有等级之分，我的哥哥们也加入进去。我则两头挨打，我的三个哥哥是一头，我父母是一头。
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将此称为法西斯，因为我们可能有的一点儿自信都被毁掉了。他们粉碎了我们的意志，在我们家里，自信和生活的乐趣都被践踏了。
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小时候对小汉斯是多么恼火。儿歌里唱的这个小男孩在森林里迷了路，就大哭起来，我心想，他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回家呢？就因为他妈妈会因此而伤心吗？我认为他最后应该会因为离开家而高兴。
那时，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逃跑，最好逃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坏的地方，我想我肯定是很坏，不然父母为什么总打我？最近，我对年迈的母亲提起那时没完没了挨打的事。可惜她丝毫没有改变，依然不觉得她有什么不对。她唯一的反应是：“要是你做得好，谁会打你。”她还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愿意的。”我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过了很长时间才脱离开父母。直到最近两年，我才开始感到能够自由自在而且独立地生活。在此之前，情况完全不同。
小时候听亚伯拉罕将儿子献祭的故事，我的反应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认为父母有权杀死自己的孩子。我父亲在他家里也是一个没人疼爱的孩子。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十岁时就死了，可哥哥是他父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祖父在钢铁厂工作，是个酒鬼，年纪轻轻就死了。我父亲从事的也是钢铁行业，战时他被派到上西里西亚，免服兵役。
我母亲是马格德堡人。她父亲自己起家，拥有一个石油加工厂。她的一个兄弟在战争快结束时被打死了。
无论我母亲家，还是我父亲家，晚辈与长辈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父母与他们的父母经常发生争吵。因此我是在没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情况下长大的。
我母亲生于1919年。她认识我父亲时还很年轻，大概是十九岁或者二十岁。那时我父亲已经在军工行业得到一份重要工作。他长得很英俊，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金发碧眼。他们认识不久就结婚了。很快，我的三个哥哥接连降生——1942年、1943年、1944年。我是1946年出生的，是他们唯一在战后出生的孩子。
我父亲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党卫军，他那时还是个大学生。他对我说，他那时做的，都是开会时领人入座一类的事情。有一次希特勒到巴特戈德斯贝格，他还做过卫兵。他说他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其实我对他在战时做过什么，并不感兴趣。我真的相信他什么也没做过——至少他和集中营或者灭绝营无关。我所担心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战后他顽固不化的思想。他没完没了的说教，真是糟糕透顶。他一直没有停止，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者可能是最后六个月，他那时已病得很历害。
就在几天前，想到我们这次谈话，我想确定我最初比较详细地了解纳粹时代那些罪行是在什么时候，我想我那时可能是十二或十三岁。我们有个神父，当时他正为我们准备第一次圣餐。他对我们提起这事。在学校里，我们一个字也没有听说过。
我十三岁那年到瑞士过暑假，在一所寄宿学校学法语。那里的许多女孩是美国犹太人。我记得她们非常友好，令我感到惊讶，我原以为她们会不理我。
不管怎么说，那时我已知道了事实真相，但我仍然不知道比较具体的事情。直到我十七岁那年，我去看望东德的亲戚，因为有什么事情我们去了萨克森豪森。东德的导游总是想告诉我们这些从西德来的游客，应该负责的是我们。我们西德人是罪人，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是最好的德国人。
他们带我们到那些地下室，让我们看美国人解放集中营的图片。看过之后，我自己坐在外面的草坪上，简直不明白阳光怎么还在普照大地。
我回家后告诉了母亲我所看到的一切，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自己要去看这种事。”
大概就是那时，我父母开始了他们的那些演说，也可能是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那时。我在学校或在家讲过去的事情越多，我父亲就越暴躁：“该死的学校，往外扬家丑。事情没有那么糟。那六百万犹太人的事，那也是夸张。”
我父母读过欧根·科贡的《党卫军之国》，书中提到一名集中营的医生。我的父母似乎认识这位医生。据他们说，科贡在书中说这位医生在集中营的那天，其实他根本不在，而是在我们家为我的一个哥哥接生。这就是他们证明不仅科贡，而且所有人都在说谎所需的全部证据。
他们总是想将一切淡化。那些事情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他们没有罪恶感。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给我起名叫西比勒，首字母是“S”，加上我的教名的首字母，结果成了“SS”（与“党卫军”相同）。这是我父亲开的一个小小玩笑，冷冰冰的，毫无感情，却使我终生背着包袱。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玩儿的，每当我提起时，他们都说我缺乏幽默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之间的争执越来越激烈。他们到底知道多少？他们为什么对此袖手旁观？这些问题一遍遍出现在眼前。
有时，尽管次数很少，通过一些迹象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什么都知道。有一次，父亲对我说起他们在艾斯莱本火车站待命的事。当时一列火车驶进，装牲口的车厢里塞满了人，他们大声嚷着：“让我们出去，他们要把我们拉到塞拉斯恩斯塔特去。”这时他明白了等待这些人的是什么命运。但是当我问他对此做了什么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大声嚷道：“你指望我做什么？当时家里有三个小孩，你说起来倒容易。”
从那以后，我让步了。我心想，这毫无意义。每次我们争论第三帝国的问题，总要扯上别的有关偏见的事，而这些偏见最终分析起来都与战争无关。犹太人和黑人是低人一等的民族，还有一长串他不能容忍的其他民族，如印第安人、希腊人、西班牙人。他总是理直气壮，从不退缩，无论在哪里，在附近的小酒店，还是当着陌生人，都一样。他还看不起所有与他不同的人。他蔑视所有胆小、不敢说心里话的人，即使他们听他诉说，而且表示同意。
他从不吝啬对人的蔑视。1967年，我与他一起游览地中海。那是我最后一次与父亲一起度假，最后一次试图与他一起分享欢乐。四百名旅客中有一半是聋哑人，这又引得他大发议论。我仍旧愚蠢地想和他讲道理。他打断我的话说，他宁肯要二百个聋哑人，而不要二百个黑人。对我认真说的话，他总是采取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总是断然拒绝接受。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我的想法不符合逻辑。一天晚上，我与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跳舞，还开玩笑说可以想象嫁给这样一个人，这导致父亲大发雷霆。但两天后我们在以色列靠岸，他对码头上一些穿军装的青年男女又十分热情。
一年以后的1968年，我们最后决裂了。我一夜之间变“红”了。在波恩，我爱上一个共产党人，他借给我一本恩斯特·菲舍尔的书。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开始明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很快便开始感到不安。当然，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几周后，我收到父亲的一封信。我拒绝回家与父母共度圣诞节，他发火了。他在信上说，他不能理解我的极端自私，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为黑人和越南人操心，这些下等人迟早会从地球上消失得不留丝毫痕迹。他说，我对男人一无所知，他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创造的东西从他们手中抢走。男人是有自尊的，而我恰恰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
母亲也在信上签了名，她完全同意。想想看，这一切是在战争结束将近二十五年后发生的，用的仍然是同样的语言，仍然是毫无变化的精神状态。
自那封信后，一切都结束了。我脱离了家庭，孤身一人，我的哥哥们也在背后伤害我。他们从不认为父亲的历史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就那场战争而言，很难就什么具体的事情指控他。完全出于偶然，似乎当时发生的所有可怕事件，他都不在场。这样他在否认自己的纳粹身份方面没有遇到问题。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当他好像有可能被征召入伍时，他给他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像是在立遗嘱，用的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血与火的语言。我一想到自己与写信人的关系，就不寒而栗。
我父亲至死都是个法西斯分子。其实，他在战时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你难以想象我的三个哥哥挨打的情形。有一次，我的一个哥哥背诗，稍一结巴，父亲就打他。我至今仍能听到他的叫声。母亲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出房间。她对我说：“父亲要杀了埃里希，我们还是走开吧。”后来我们住上了自己的房子，情况更是糟透了，因为没有邻居，不用担心被人听见。从那以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绝不再住独门独院的房子。
我二十一二岁时，总想要自立。但是我的许多个性仍然使我感到害怕，尤其是缺乏同情心。我认为，我最害怕的，就是承袭我祖父母和父母的传统思想。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妇女在街上打她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干涉。我站在一旁，一动也没动，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小女孩。她只是站在那里，并没有进行自我保护，所以我不喜欢她。
后来在女权运动中，我看到受凌辱妇女的照片，我本能的反应是，她们是自找的，她们为什么不进行自我保护？如果她们进行自我保护，就不会挨打。我只对那些保护自己的人表示同情。我的哥哥和我挨打时，也从未进行自我保护。对于所有的事情，所有可以想象的羞辱，我们都忍受着。
但是慢慢地，我开始变了。几年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孩子在欺负一个小孩。我在梦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只是在游戏。接着我看见他们把那个小孩倒吊在一根柱子上，用棍子打他的脚底。到这时，我仍然在想这是梦中，这是折磨人的手段。我向那个小孩走去，干预了这件事。那个梦在我一生中是个转折点。
1973年，我父亲死于癌症，那是他退休六个月之后的事。他病倒以后，我们的关系多少有些好转，我们宣布休战。他在临终前，态度多少缓和一些，也比较温和、敏感。我用很多时间来照顾他。而母亲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对他非常苛刻，不肯请个护士在家照顾他。我父亲得的是肠癌，她真是折磨他，只有他顺从的时候，她才给他灌肠。最后情况越来越糟，医生坚持让请个护士。
她那样对待一个将死的人，令我感到恐怖。我搬回家住，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父亲死后不久，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二十岁的男人，现在我明白了，他就像我父亲一样——独裁、教条、盛气凌人。
如今，经过这些年的困惑，情况终于变了。我现在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幸福，我放弃了移民的念头。三年前，我还在考虑到南美去买一大片土地，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甚至开始感到，在德国也很舒服。我意识到尽管这里发生了一切，或者也许就是因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里才是我的家乡。我看到所有丑陋的东西，也看到所有美好的东西，我意识到我不会有多大变化，事情也没有多大变化，一切都有可能重演。过去二十年那伟大的教育事业并未使人们真正改变。单靠书本学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在我接触的人身上发现了这一点。我的一个哥哥一时找不到工作，就痛斥身边的一切——外国人、工会、工人。但他一找到工作，就又变得和蔼可亲了。过去的痕迹依然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即使是最轻微的混乱，我们也会马上向别人发泄，自己有过失也总是去指责别人。不幸的是，我在自己的身上也看到这一点。
有时我想，如果我在母亲有我的年龄就有了孩子，会是什么样子。我肯定会使他们成为我的牺牲品。现在我很高兴我没有孩子，而且也不打算要孩子。我不想像我母亲那样。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是我与她的这种疏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她没有变，一如三十年前或五十年前。有一次我对她讲起维克托·弗兰克写的关于奥斯维辛的书，她说：“噢，他肯定也是他们那伙的。”她简直不能理解一个优秀的医生竟然也会被关进集中营。因为，集中营里的人都是下等人。她那时就是这样认为的，她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她那时眼界受到限制，现在依然眼界狭窄。
我的父母从来——请原谅我这样直言不讳——都是眼界狭小，缺乏兴趣而且愚蠢。他们身上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愿意被人操纵，还有就是那不可言状的冷酷。这实在很糟糕，但我还是要说。多年来，我总想说服自己，他们生活艰苦，他们历经坎坷。如今我对此不再去理解了。父亲当时完全可以做出另一种选择，母亲也一样。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战后总可以这样做。现在毕竟可以说是有自由意愿这一说了。
有一段时间我总在考虑，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样做。我担心，我可能与他们没什么两样。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不能解除父母做出这种选择应负的责任。然而，有一件事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决定生四个孩子。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有可能与父母缓和关系，但是他们失去了机会。如果母亲对我哪怕只说一次：“听着，我想过了，从根上讲，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最糟糕的就是视而不见。我将带着这罪孽到坟墓里去。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要从我身上吸取教训。”
我会与这样一个母亲和解，即使发现她原来是集中营的卫兵。
[1] 萨克森州的一个商业中心。
[2] 萨克森州的一个城市。
Chapter 9 虔诚的莫尼卡
直到近年来，大概是近十年，我才有勇气说我父亲当过党卫军。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敢说，总觉得别人如果知道了，就会不理我，不愿与我来往，我会受到排斥。我也是这样看我父亲的，作为一个受害者，他孤独，没有朋友，与世隔绝。我想到时我也得这样度过余生，因此我从不告诉任何人。
即使现在，谈起父亲的历史，我仍然感到不安。他过去是在前线作战的党卫军。我问自己，他难道不能做别的吗？哪怕是冲锋队的也好。这样事情可以好一点，冲锋队还不是那么坏。他为什么是在前线作战的党卫军呢？我从不想承认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理智上看问题一清二楚，但感情上不能接受理智上所看到的。一切都非常模棱两可。
我是1947年出生的，我还有个姐姐。大约一年前，姐姐突然宣布，她是一个刽子手的女儿。听到这话，我产生了一种畏缩感。我心想，不会的，我不喜欢那样，我也不想成为那样。但是姐姐恨父亲，她很早就开始了解过去。她说不得不接受自己是刽子手的女儿这件事。
但是我不愿用非善即恶的观点看问题。我总想在人们身上既看到善也看到恶。我总是忙碌不堪，拼命从善中寻找埋藏的恶，从恶中寻找隐含的善。
我学的是心理学，毕业后在一个监狱找到一份工作，开展一项以其他方式代替惩罚的试验计划。我最感兴趣的是做那些麻木不仁的罪犯的工作。我和他们关系很好，一点不觉得害怕。我常常感到自己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境况。那些身材高大、强壮有力的男人，像是杀人犯一类的人，他们会变得很凶暴，砸了监禁室，而谁也不敢靠近他们。我是唯一有勇气走进监禁室与他们谈话的人。我从不害怕他们任何人，因为即使是最恶的人也有善的一面，而我就是去发现这善的一方面的人。在人们身上寻找善的一面，这种能力是我的力量。强者身上的弱点、恶人身上的美德、硬汉的软心肠，这一切吸引着我，而这也是我从父亲身上寻找的东西。
我不愿承认自己的父亲参与了所有那些罪行，但这却是事实。我还想通过我的工作向他说明，并非所有蹲监狱的人都是一样的。我想向他证明，也可能是向我自己证明，哪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我也能从他身上找到某些本质上善的东西。
但这一切都失败了。他拒绝听我试图对他说的一切，他嘴里总是老一套：他们就是杀人犯和罪犯，是不想劳动的懒鬼。这话听起来很可笑，但我还是想让他明白什么是罪犯。可是没有用。他不能容忍别人的罪行，根本看不到这些罪犯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当然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罪犯。我始终想方设法向他证明，罪犯并非生来就是罪犯的。但这无济于事，因为他从不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自己。
我们从不谈他过去做过什么，每次总是沉默和回避。多年来，我一无所知，不像我姐姐，她发现了一切。有些话题简直就是禁区。我也不提问题。我听话，不讨论这些事，缄口不言。
这样一直到1960年我十三岁，父母告诉我，父亲过去当过党卫军。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用化名，这或许没有必要。他假装是母亲的哥哥。这事儿真荒唐，因为对姐姐也说他不是她父亲，是弗兰茨舅舅。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可家里的孩子只知道父亲打仗去了，仍可能从战场上回来，而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是舅舅。当然了，姐姐一直在等待父亲回家，每次有了争论，她总是说等爸爸回来再说。
今天看来，父亲的胆怯，几乎让人不可理解。一方面，我真的不知道他战时做了什么；另一方面，我也不相信他说的他什么也没做。因为，如果真是那样，他战后为什么要躲藏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如此害怕，竟然假装是自己亲生孩子的舅舅？
我至今仍记得，那天姐姐回来，对我说：“你知道我们的父亲是谁吗？是弗兰茨舅舅。”但我那时还太小，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我得知父亲当过党卫军那会儿，我是他的掌上明珠，我爱他，我简直不能相信人们对我说的关于他的事——说的一定是假话。
我得到的解释是这样的：党卫军是希特勒的精锐部队，总在他身边，为他而战，所以谈论这事很危险。
一切都得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军装藏在地下室，照片放进壁橱里。我们总是害怕他们会来把父亲抓走。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父亲怕什么，为什么害怕。
隐瞒、藏匿、退隐、从不出家门、从不与外人交谈，这一切都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从学校回家，父亲骑着自行车从旁经过。他超过我们时，叫了我一声。一个女孩问我他是谁，我说不知道。
我伤心极了。父亲躲躲藏藏，我也替他遮掩。他没有朋友，靠骑自行车打发日子。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对他感到愤怒起来。如今，我知道他始终是个纳粹分子，我不再看到他的两面，他只有那一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到他的好斗和残酷。
他对我说过的，但我已经忘记或者当时压下的一些事情，现在不断浮现出来。比如，我有时笨手笨脚，他就叫我残废，或说我太懒，要是在希特勒时代，最后准会进劳动营。然后就是发怒、尖叫、大发雷霆。他从来不说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体贴的回答。我从没听他说过哪个人有什么优点。我也不记得他赞扬过什么，或说过什么东西美。
最近，也就是不太久以前，当他又对残疾人和另外一些不中用的人大发议论时，我说他憎恨整个人类。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没发火，而是惊讶地看着我，一言未发。从那以后，我很少和他讲话。我还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听他胡说八道了。一语中地——这是第一次，但用了我四十年时间！
对我来说，最重要也最伤脑筋的是，我真的根本不知道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每次我试着引他谈起，他总是回避我的问题。如果母亲在场，她就会制止我，并且问我为什么老问这些。
他只有在发怒时，才会露出一些真相。凡是关于第三帝国的电视纪录片、晚间新闻对纳粹的评论，都能使他大发雷霆。“一派胡言。”他会大叫。所有关于纳粹罪行的报告和报道都不过是连篇的谎言。有一次他在大发雷霆时，第一次提起他曾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外的职员宿舍住过。据他说，在那里工作的人吃的好，穿的好，都是从集中营来的。就他而言，这些足以证明关于集中营的所有报道都是谎言。
当然还有犹太人，这是他最爱讲的话题。据他说，犹太人过去什么都有，有大百货商店，有很多钱，其余的人则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贫困。
如今，就他而言，情况又恢复了老样子。在美国，犹太人控制一切，我的老师是“赤色分子”，他说的一切都是宣传。
他总是否认一切。没有屠杀，没有灭绝营，当然也没有个人的罪行。在这些毫无意义的大发脾气之后，他总是说：“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到那时，你会因为我总是对你说实话而感谢我。”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要区分善恶还是很困难。我与他斗争，也与自己斗争。我把和他的一些讨论录下来，然后同我的一个女朋友一起听。这些谈话总是一个模式，总是同样的措词，同样的咄咄逼人。我试图与他按照逻辑发展平静地辩论问题。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从未放弃。直到现在，我才开始认识到这一切是多么没有意义。
我曾经有个男朋友，他也是个暴躁好斗的人，他总是对我大喊大叫。每当这时，我就不能正常思考，头脑一片空白，就像和父亲在一起时那样。我一直在寻找不好斗的男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开始脱离家庭。我明白，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是不可改变的，也不会听人劝告。因此，对我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家出走。我不再带朋友回家。高中毕业后我搬了出去，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我们发生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争吵。我父母总喜欢说血浓于水，似乎意味着有家庭团结这回事，而且是头等大事。但是他们不明白，正是这种虚伪的亲情才迫使我出走。他们不能原谅姐姐没有邀请他们参加她与朋友一起举行的生日聚会。他们认为我们所谓的家庭按理说应该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很难相信，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此担心，我没有不理他们而一走了之。我认真对待他们说的一切，但我受了骗。那种虚假的温情、恳求、强调家庭纽带，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些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根本不考虑个人价值。
母亲总爱说要做好人，好人没有坏的方面，事情就这么简单。在她眼里，父亲有的只是恶习，没有好的地方。尽管他们争吵不休，却仍然生活在一起。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互相看不起，而且永远假装是一个亲密的家庭。
他们还把我教育成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气质高贵、助人为乐、与人为善、不生气、不捣乱、性情温和，不会反抗父母的权威。
但我并不是一直如此。我小时候是个小女巫，后来变成了天使。过去我总是发脾气、跺脚、顶嘴。但是后来，大概是1960年前后，我已经知道了父亲的历史，一切都变了。可能我在十四岁左右时开始变得文静、善良、顺从，总是微笑。我喜欢我的双重形象，小女巫和小天使，从一边转向另一边，我越大越决心向世人表明，我是温柔和有教养的，从不发火。如今我仍然是这样，即使这使我很烦。
有教养的人不还嘴，不提高嗓门，从不承认有什么事能使他们生气。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是有家教的。
当那不好的时候到来时，我不再自我保护。他们的这一击，粉碎了我的意志，大概还有爱。每当我生气，母亲总是很失望，然后很快就原谅我。她说她不会把我表现得这么不好放在心上。这对我来说是双重折磨。
得知父亲的历史、感到受骗、认识到他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好人，这些也影响到我的独立感。我变了，变得胆小、容易焦虑。我还经常哭泣。每次哭时，我就到地下室去，坐在一个板条箱上，穿上父亲的旧军装，一直呆到泪痕消失。我现在仍然感到很难坚持自我，很难说清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身上有许多和父母一样的东西。
鉴于他们的过去，我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避免变得像我父母那样。我知道我与他们的共同之处，直到我不再认为他们是受害者，我才能改变，才能重新做人。我还认为自己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他们的历史的受害者，但是当我不再认为他们是受害者时，我很快就能与他们拉开距离。看了历史记录，以及有关的书籍和电影，我现在开始相信他们肯定算作罪犯。但是我小时候，作为一个孩子，我看问题的眼光完全不同。那时，我认为他们是难民，没有钱，担惊受怕，勉强度日。这绝不是罪犯的样子。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感觉也像是受害者。我当时也是这样看他们的，而且我也开始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受害者。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是我的一部分，但我现在用不同的态度对待它，这正是我今天生活的美之所在。
Chapter 10 赫伯特（一次电话谈话）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你决定和我谈话了吗？
赫伯特：没有，还没决定。
（以下“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简称为“彼”，“赫伯特”简称为“赫”。）
彼：为什么还没决定？
赫：我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彼：我对你父母感兴趣。
赫：为什么？
彼：问得好。
赫：没有多少好说的。
彼：那好，有多少先说多少。
赫：你想知道什么？
彼：什么都想知道，只要是真相。
赫：从哪儿谈起？
彼：能从哪儿谈就从哪儿谈。
赫：我想我根本不能。
彼：不能什么？
赫：谈论我的父亲。
彼：为什么？
赫：因为你大概想听我说他是罪犯。
彼：哦，他是吗？
赫：你会这样叫他。
彼：你叫他什么？
赫：我叫他父亲。
彼：还有别的吗？
赫：你说“别的”是什么意思？
彼：他在成为你父亲之前是做什么的？
赫：我怎么知道？
彼：你为什么不问他？
赫：为什么要问？
彼：也许他在成为你父亲之前是个罪犯。
赫：你企图侮辱他吗？
彼：也许吧。
赫：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彼：的确如此。
赫：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是个军人。
彼：在特雷布林卡当兵？
赫：在特遣队。
彼：什么工作？
赫：坐办公室的。
彼：这是他告诉你的？
赫：是的。
彼：什么时候？
赫：很早以前。我问他战时做过什么。
彼：那时你多大？
赫：大概十五岁。
彼：你为什么要问他？
赫：我们在学校谈论第三帝国。
彼：他还对你说了什么？
赫：他有时也看守犯人。
彼：什么样的犯人？
赫：关在那里的人。
彼：他们是什么人？
赫：别问这种愚蠢的问题。
彼：那个词你说不出口？
赫：什么词？
彼：他们是什么样的犯人？
赫：好吧，犹太人。
彼：你喊什么？
赫：你让我心烦。
彼：哦？
赫：我想就到这儿吧。
彼：行，挂了吧。
赫：好。
彼：他在那里对犹太人做了什么？
赫：他没杀他们，如果你指的是这个。
彼：那他做什么了？
赫：看守他们。
彼：怎么看守？
赫：他没对我详细说。
彼：他对你说了什么？
赫：他没在毒气室。
彼：他在哪儿？
赫：在办公室。
彼：他就在那儿看守犹太人吗？
赫：别这么咄咄逼人。
彼：你感到吃惊吗？
赫：你我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呢？
彼：是没多大关系，除了你父亲可能杀了我的祖母。
赫：太可笑了。
彼：我可没在笑。
赫：他没办法。
彼：他没办法什么？
赫：拒绝。
彼：为什么？
赫：因为那样他们会杀了他。
彼：谁是“他们”？
赫：当然是党卫军。
彼：而他自己就是党卫军。
赫：但不是自愿加入的。
彼：这是他告诉你的？
赫：是的。
彼：谁强迫他？
赫：详情不知。
彼：你没有问他？
赫：别缠我了，这不是我的错。
彼：如果你问了他，就不是你的错。
赫：他想活命，就是这么回事儿。
彼：靠杀害别人？
赫：他谁也没杀！
彼：你自己也不会相信。他在那里呆了三年。
赫：他是管理人员。
彼：那他就是坐办公室的杀人犯。
赫：你这样说他，太可怕了。
彼：我怎么说他了？
赫：好像普通罪犯一样。
彼：哦，还有呢？
赫：但他是我父亲。
彼：那又怎么样？
赫：那里的管理人员有好几百。
彼：那就是说有好几百个杀人犯。
赫：你心中充满了仇恨。
彼：的确如此。
赫：我问自己我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彼：什么关系也没有。
赫：那你为什么攻击我？
彼：因为你护着你父亲。
赫：你想让我攻击他吗？
彼：对我来说都一样。
赫：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彼：搞清真相。
赫：搞清以后呢？
彼：攻击他，如果那是他罪有应得的话。
赫：我的亲生父亲？
彼：如果他是罪犯，那就当面告诉他。
赫：我的亲生父亲？
彼：我为你感到难过。
赫：你这话什么意思？
彼：你很可怜。
赫：为什么？
彼：有这样一位父亲。
赫：你又在侮辱他。
彼：我不喜欢他。
赫：可你根本不认识他。
彼：我对他有足够的了解。
赫：可他也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彼：哪一面？
赫：他和蔼可亲，还很幽默。
彼：这有什么关系？
赫：他妈的，你的仇恨你必须自己去应付。
彼：那你呢？
赫：我不恨他。
彼：他是杀人犯！
赫：你又来了。
彼：我永远不会停止。
赫：你难道就不能忘记这些吗？
彼：有些事，忘不了。
赫：他也忘不了。
彼：可怜的家伙。
赫：他经历了很多。
彼：比如说？
赫：他在战后受到迫害和审判。
彼：这我知道，他被无罪释放了。
赫：本应如此。
彼：你怎么知道？
赫：我相信他。
彼：什么？相信他什么也没做？
赫：是的。
彼：你在欺骗自己。
赫：你和你的仇恨也不会使任何人复活。
彼：与其说我对你父亲感兴趣，不如说对你感兴趣。
赫：怎么会？
彼：你怎么能受得了。
赫：我现在不和他住在一起。
彼：你爱他这个父亲吗？
赫：不爱。
彼：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他的？
赫：我从来没爱过他，可我尊重他。
彼：现在呢？
赫：现在我只是可怜他。
彼：为什么？
赫：他老了，病恹恹的，没人扶着就不能走，连饭都不能自己吃。
彼：过去你为什么不爱他？
赫：没准我还恨他呢。
彼：你对他漠不关心？
赫：不，不是的。
彼：你与他不同吗？
赫：也是也不是。
彼：这是什么意思？
赫：我身上有许多他的东西，我不喜欢的，当然也有我喜欢的。
彼：还有别的吗？
赫：没有了。
彼：再说一些你自己和你父亲的事。
赫：别再缠我了。
彼：你认为我们的谈话不愉快吗？
赫：是的，非常不愉快。
彼：为什么？
赫：你提问题的方式令人不愉快。
彼：你这样认为？
赫：你在把我往他那边推。
彼：我并不想那么做。
赫：可你就是这样。
彼：就你我而言，并不存在两边的问题。
赫：可在我父亲这件事情上呢？
彼：那就有了。
赫：而你把我往那边推。
彼：我并不想那样。
赫：你在利用负疚心理。
彼：如何利用？
赫：如果我不恨他，我同样也有罪。
彼：不，不是的。
赫：噢，是的，这样你自己就心安了。
彼：不是的，我不是那意思。
赫：噢，你是的。
彼：我做错了什么？
赫：你在耍花招。
彼：你太过分了。
赫：你的仇恨太过分了。
彼：我不明白。
赫：对你的仇恨我无能为力。
彼：我知道。
赫：这就是你为什么得这样恨下去的原因。
彼：怎么会？
赫：因为我不会帮助你。
彼：我也不需要你。
赫：我怀疑。
彼：为什么？
赫：我可以忘却，而你却忘却不了。
彼：你已经说过了。
赫：现在我为你感到难过。
彼：多谢。
赫：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彼：且慢！
赫：你不顾一切，像条狗到处乱叫，可没人听。
彼：你可以来拍我的马屁。
赫：谁也不会帮你。
彼：算了。
赫：你的仇恨会毁了你，而我会活下去。
彼：祝你多多走运。
赫：可笑，瞧你那蠢样。
彼：一个刽子手的儿子，还真敢说话。
赫：你侮辱不了我。
彼：我知道。
赫：我们别这样了，实在没有意义。
彼：是啊，不要这样了，你好给那老混蛋端杯热茶。
赫：现在你可太过分了。
彼：好吧，你说的对，我们停止吧。
赫：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彼：唉，是的。
赫：我不准备接受你的采访。
彼：我也不再想采访你了。
赫：你不提问题，只是张嘴骂人。
彼：确实如此，至少对你。
赫：太可惜了，也许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
彼：也许你说对了。
赫：你是说我们现在是敌人了吗？
彼：当然不是。
赫：那是什么？
彼：我不知道。
赫：实在太糟了。
彼：是的。
赫：你真地认为我父亲是罪犯吗？
彼：我也说不清了。
赫：我只是不能想象。
彼：我也不能。
赫：这令人难以想象。
彼：你说的对。
赫：那好。
彼：好吧。
赫：我想我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了。
彼：随你的便。
赫：你觉得遗憾吗？
彼：不。
赫：我也不。
彼：我相信你。
赫：祝你走运。
彼：我也祝你走运。
赫：说不定我们什么时候还会见面。
彼：我连你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
赫：是啊。
彼：好吧，祝你鸿运高照。
赫：也祝你如此。
[1] 特遣队即囚犯灭绝队的婉称。
Chapter 11 生活在过去的埃贡
中学毕业那天，我对母亲说我要学医，我感到这对她是当头一棒，她看着我，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只说了一句；“孩子，请不要这样对待我！”
她就是不希望如此，无论如何。我告诉她争论没有用，我已下定决心，要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不管人们指控他干了什么。
母亲只是不想相信我。她悲伤、哭泣、自言自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可我猜想无非就是那一套，我并不是真地想听她说什么。我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我父亲，就因为他的职业，给全家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多年来这件事一直是争吵的焦点。
父亲的职业并不是灾难，他所做的以及为谁而做，也不成问题。当时我母亲并不反对，她年轻，对做一个年轻党卫军医生受人尊敬的妻子，大概并不介意。但是突然之间，情况大变，当这成了参加纳粹的罪行时，父亲一人要对全家的不幸负责，真是荒唐。我父亲那时是医生，是科学家和有献身精神的国社党党员。
母亲一直认为，他其实用不着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自愿去达豪。但当时，她为他不必上前线而感到高兴。现在她却总是抱怨，说他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医生，就不会给家里带来这么多痛苦。要不是他每件事都参与，每件事都有他的份儿，战后就不会有这些麻烦。我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听到的就是这些，尤其是在他死去之后。我姐姐也住在这里时，她们俩一起抱怨。姐姐比我大十六岁，是战时出生的。她们真让我生气，竟想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父亲身上，总是说要是他没那样做该多好，要是他这样做了该多好。父亲是六年前去世的，但自那以后他每天都不得安宁——她们不让他安息。姐姐苏珊娜已是第三次结婚，这被认为全是他的错，因为他教育不得法，还因为他的历史，他没有为她树立好榜样。她们提到他只有不好的东西，我想这都是为了和他划清界限。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他死了，她能和他划清什么界限？母亲生活拮据也是他的错，因为他没有留下足够的遗产，战后也没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我难以与人交往也是他的错，因为他从来对我漠不关心。我想，如果她们便秘，也会怪罪于他。
但他在世那会儿，她们从不抱怨，总是说爸爸这个，爸爸那个，不太累吧，不想休息休息吗？给爸爸拿报纸和拖鞋，喜欢喝这汤吗？今天不快活吗？每当他从办公室回家，苏珊娜都要拥抱他。母亲则吻他的脸，但双唇紧闭。我小时候，对他们的亲吻方式很吃惊，他们从未真正用嘴唇接吻。母亲拥抱我时，我感到恶心。她用紧闭的双唇压在我的面颊上，我能感到她上唇的汗毛蹭着我的皮肤。每当她抚摸我，我都会不寒而栗。
我们外出散步，父亲总是走在中间，母亲和姐姐一边一个，他们挽着臂，齐步向前，我则紧紧跟在后面。他们三人对我毫不在意。母亲和姐姐恨他，我却崇拜他，可他对我漠不关心，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每次他和我玩，都是在尽义务。我指给他看什么，他总看不见，就是盯着看也看不见。他不记得我的生日，几百次答应要和我玩或和我骑自行车，但从不兑现。
可我对他却如此崇敬，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想败坏他的名声，我都挺身保护他。我是他晚年生的孩子，因此是个多余的人。实际上在我1960年出生时，维系一个家庭所必须有的一切都已破坏殆尽。那时父亲五十六岁，母亲三十八岁。我姐姐生于1944年。我父母是在集中营认识的，当然他们不是那里的犯人。战争刚一开始，我父亲就因一条腿受伤而从前线返回。这条腿使他终生残疾。他不是在战场上受的伤，而是车祸所致。这里面不知有什么名堂。也许是他喝醉了。不管怎么说，他出院后就自愿去了达豪。这是他告诉我的。
母亲是他一个同事的女儿。我不知道还能再告诉你什么，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国社党，那是1933年，他还是柏林的一个大学生。他们想阻止犹太人上大学，就把他们的身份证拿走。他总是对我讲这些。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很快参加了党卫军。他常说医生们从一开始就效忠于党。有些传闻甚至说，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就是由一些医生交给党的。他对战时自己从始至终发挥的作用很自豪。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医生应保护和延长人的生命。崇尚民族主义的医生就是这样，在需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他人的生命。他说，这就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医生和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医生的区别。
他认为“有选择”地给予帮助和工作是他的责任。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宝贵。他和有些人不一样，做党卫军的医生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毕竟，犹太人医生被驱逐后留下了足够的空缺。他看不起那些追逐名利的马屁精，他认为他们是这场运动悲惨结局的罪魁。
他总爱说，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有的行为是正义的，有的不是。比如一个士兵和一个杀人犯。两人同样杀人，但一个是光荣的，另一个则被处死。每当他说这些话时，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不允许别人打断他或突然插话，也许他连我在听他讲话都没有意识到。他认为他是第三帝国的精英，是群众运动中一名个人主义者。在他眼中，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整体，作为医生有责任捍卫这个机体，使它免遭疾病和灾难，去除有病的部位，并进行研究，使这一机体对未来有所准备。他不断重复这些话。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为数百万人负责，是的，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未来负责。那时他还很年轻，几乎还没有我现在大。我问自己，我该如何表示？被委以如此重任——对于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来说，还能再要求什么？你对民族社会主义随便有什么看法，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建立在医学的基本原理之上。诸如种族、民族、居住空间、种族卫生、种族保护以及种族哲学等概念是毫不含糊的。没有医生，任何新社会都不可能建立。这些结论基本上反映了我父亲的观点。
我自然不是新纳粹分子。我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希望恢复那些日子，肯定是愚蠢的。那将意味着，我也想看到再次失败。这个体系的失败不在于思想，而在于执行。嗯，或许也在于某些思想，但不是根本思想。每当我听到有人对纳粹时代不加区别地一味攻击，便要予以反驳。在学校时，我常常是唯一一个如此介入的人。我们有个历史老师，自称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在战时不过是个孩子，如今法西斯主义不复存在，对他来说，反对法西斯并不难。这不会危及他的生命。开始时我在学校总是一言不发，心想，让他说去吧，我心里明白。但情况越来越糟。如果他说的是事实，那我们德意志就是一个罪犯加疯子的民族。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以前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有一次我们写作文，题目是《医师之职在民族社会主义罪行中的作用》。我心说，正中下怀。我不能让他们说父亲的坏话。我写了一篇捍卫医生的论文，用的论据都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你简直无法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被叫去见校长，我的父母也被叫去。他们吓唬我说，要开除我，要把我父母报告当局，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但是他们找不到论据反驳我，他们指责我是新纳粹分子。真是奇怪。几年前，你要不入党连邮差那份工作大概也找不到，而如今党员这个词被用来骂人了。后来他们用各种狡猾的问题引我上钩，问我是否同情土耳其人，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是否在墙上画纳粹的“卐”。我决定一言不发，我做到了。我一个字也没说。只是当他们问我父亲是否在幕后指使时，我发火了。我有自己的头脑，我对他们说。然后又缄口不言。校长办公室照例给予训斥，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一天晚上，父亲和我谈话，也许这是我一生中他唯一一次和我平静地说话，而且不是应付我。他两眼直视着我，我和他面面相觑。那是激动的时刻，可他没有对我发火。相反，他尽力向我解释，如今像我那样的观点是不能公开发表的。他批评我，但我却觉得他为我自豪。
战后他不再当医生。几个朋友在制药厂为他谋了份差事，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死。他把专业也改了。有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就说是搞研究的药剂师。我想他是耻于身为医生而不能行医。
我们一直住在柏林。我在那里上学。我盼着快点毕业，打算专修内科学。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我姐姐也住在柏林，她是教师。她以前结过两次婚，有一次甚至嫁给一个犹太人。她经历和尝试的那些事啊！而我完全不同。我们彼此已失去联系。我盼着有一天我不用再见到母亲或者她。
我们只在圣诞节见面。即使在这种时候，她也找碴儿攻击我。我已不再回击。进医学院不久，我就加入了一个致力于捍卫德意志精神的学生团体。我们想保留过去积极的东西，为未来做好准备，使我们再次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我们每周二开会。我们不是一个战斗性的学生组织，那对我们不合适。我们不想生活在博物馆里，也不想做博物馆馆长。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特性，一个自豪的、不需要借助独裁、至少不要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的德意志民族。那时候，重要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影响，否则我们现在大概也是东方集团中的一员了。
可惜父亲很少谈起那些日子，他是个非常文静的人。那些年里，他很少和我们谈他在达豪的工作，只是偶尔谈起实验的事，以及如何对待狱中的犯人，还谈到数以千计的人死去和突然崩溃的事，这是集中营里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那么我在那时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吗？我想会的。那是战争，每个人都很狂热。那场战争不仅是前线两军对垒，后方也在斗争。敌人不仅仅是俄国人或美国人，还有共产党、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是不是很荒唐？每一个敌人，每一个敌对者都有点荒唐。一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一个看上去酷似我的人，突然之间，他成了我的敌人。
我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如果我相信，我就要接受有关敌人的概念：一个敌军士兵或一个敌对种族。这就是那会儿的思想。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们看问题的眼光会如此不同。为什么一个士兵多年来对着老百姓开枪，对着楼群扔手榴弹，沉船炸桥，杀害妇女儿童，竟然可以在战后被准许回家，平平静静地过日子，而我父亲则被认为是罪犯？两人都是受命杀人，各有各的方式。两人都相信自己做得对。
我已经告诉你，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我可以想象这话令你不安。可我不想站在这里做一个背弃父亲的人。相反，我为他感到自豪。
多年来，他始终明白他可能被起诉，但是他并不害怕。我佩服他，可他对我却视而不见。那的确是他不好的一面。圣诞节那一幕幕景象，真可怕。他一连几小时和姐姐一起拆开她的礼物包，欣赏她试新衣戴项链。他喜欢她，对我则不闻不问。他从不对我发脾气，也从没打过我，只是对我不关心。这才让人觉得可怕。每次我和他说什么，都得反复说三四遍，他才有反应。为什么？我真是不明白。他恨自己的儿子，至少是对他漠不关心。
母亲总是对我说，我长得和他年轻时一模一样。战争快结束时，他逃到柏林。后来，当一切都了结后，他像其他人一样继续生活。
此时此刻，我不知该做什么。什么事都这么混乱。有时我谈起他，觉得他就像一个我只是听说过的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于是我对听说的事情进行判断，并不是我自己的印象。如果你今天问我他的模样，我还得看看照片才能想起来。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蓝色，我想，可也许是灰色。他很结实，不很高，有点儿胖，有点儿像我自己。我们不是美男子。我姐姐也不是十分迷人，也许就是为此，她和男人的关系才有这么多问题。我现在没有固定的女朋友，过去也从来没有。我过去和我父母朋友的女儿交朋友，但时间并不长。我觉得和现在的姑娘交朋友很困难。怎么说呢？她们引不起我的兴趣。或许我应该试着找个年纪大的。年轻的或年龄和我相仿的不理解我，她们感兴趣的事，我觉得没意思。我梦想有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能和我同甘共苦的人。当然，政治上一致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团体里妇女极少，仅有的那几个已经有朋友了，不过我想终会有一个人来到我身边。世上女人多得很，我想我会找到一个的。
不，我并不害怕她们，不是因为这个。但是每当我看见那些追逐女人的年轻人，我宁可向后退，我姐姐的男朋友不断，她甚至把他们带回家过夜。她不知羞耻，但这对她也没什么好处。她和我一样孤独。我宁可等待。
我是有朋友的，我的同志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对我忠心耿耿，我们团结一致，互相支持，无论谁需要帮助，我们都会全力以赴，不怕惹麻烦。
两年前，我从家里搬出来住，我向父亲一位朋友的遗孀租了一个房间。她有一大套房子，独自生活。她还照料我，给我准备早餐、洗衣服。事实上，我在她那里得到很好的照顾，比在家里还好。她还喜欢谈论过去的事。她在战前就认识我父亲。我想她丈夫也是医生。从她那里，我了解到父亲年轻时的情形：他长得什么样，他是如何认识母亲的，以及他在战时的一些工作细节。她还告诉我，父亲在犯人中的名声也很好，他不是那种刽子手，也不是那种嗜杀成性的虐待狂。这些封号也太简单化了。甚至有人说，他还帮助一些犯人逃跑，可这也许只是谣传。
我的女房东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一点儿。她住在另一个城市，每个月回来一次，看望她母亲。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时候发生了什么，但你必须保证不提姓名。我不是那种浪荡公子，可她每次回家都与我睡觉。她径直走进我的房间，躺在我的床上，干脆得很。我以前从未干过这种事。她母亲知道，但什么也不说。也许她希望我娶她女儿。我思前想后，但我害怕她是个放荡女郎。她是不是也和其他男人这样？我问自己。她如此不知羞耻，我不得不佩服她。她无拘无束，总是开怀大笑，兴高采烈。当我告诉她我的烦恼时，她只是笑。真奇怪，我的烦恼就不那么让人受不了了。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新的精英。我确信时代将会改变，过去的某些方面必将重返。情况将会有所不同，但也不是目前这样。人们没有信条和领袖就不能生活，至少从长远看不能。新的领袖将是完全不同的。目标不是战争，也不是毁灭他人，而是无须用战争来保有的权力。生存绝不预示着他人的死亡，最高统治权应通过积极的征服来获得，而不应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如今，要动员群众已非轻而易举之事。人们不那么轻信盲从了。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只有在面对可以调动其反抗意识的敌人时，才能被鼓动起来，和平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已做过认真研究。事实证明德国人仍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只要有适当的敌人。
我的朋友和我——我们大多是医生——已经做好准备。我们有时间。不像我们的父辈，我们不会让哪个老糊涂利用我们。作为医生，我们对于任何政治变革都责无旁贷。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活的实体，是需要医生的。如果必要，他们也可以杀人，但不是杀人取乐，而是出于必要。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正如一个医生可以通过摘除阑尾而拯救病人的生命，他也可以通过去割除肿瘤而挽救一个政治机体。生命的灭绝也可以构成他人生存的基础。这里涉及到个人信仰。我父亲在这方面可以作为一个典范。
我知道你是谁，我也能想象你现在对我有什么看法。但我是个诚实的人，不想假装。这点很重要。我父亲杀了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也许他杀了有数百个犯人，这使他的良心受到谴责。他用人做实验，他没有帮助病人，他没有想办法降低集中营的死亡率。但不应忘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深深的信仰，而不是嗜杀成性。他不是一个堕落者，而是一个政治动物，无意间发现自己站错了队。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大概会作为一个颇受人敬重的教授而退休，而不是战后躲在一个搞研究的实验室里，当一名药剂师度过余生。
我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我会以另一种方式行事。
Chapter 12 希望和解的英格博格
我1945年生于奥地利的卡林西亚。我父亲也是卡林西亚人，他出身贫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父亲从西伯利亚的战俘营返回卡林西亚，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地方，他再次被捕，并在狱中被打得遗体鳞伤，终因肝破裂致死。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成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的母亲后来自己谋生去了。
我曾去看过他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那是建在溪边的一个石头小屋，里面仅有一间卧室，只有一个小炉子取暖。那种贫穷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无论冬夏，我父亲总是穿着木底鞋，没有袜子。吃面包涂的是肥牛油。他母亲靠为当地农民缝缝补补挣几个钱。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讨厌天主教。他不得不和那些农民呆在一起，他们虐待他，表面上却显得很虔诚。我父亲身强力壮，敢于冒险。他曾经在一家工厂的大烟囱上倒立，走桥栏杆过河，还做过许多类似惊人的表演。我听过好多他的这种故事。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他始终摆脱不掉那可怕的贫困。他对我说，他过去经常在当地一家糖果店的橱窗前徘徊，梦想有一天能把那里所有的好东西都买下来。他幻想的就是这些。
我不能肯定，也许是通过他参加的体育俱乐部，或是被建立纯洁而有道德的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所感染，他很早就加入了国社党。他在政治上一直很幼稚，但是那场运动肯定吸引了他。他是所谓的非法者，早在德国人进入奥地利之前，就被判过两年徒刑。
他被释放后，立即去了德国，那里的群众运动对他是很大的鼓舞。他被柏林体育学院接收，并圆满地完成了学业。那段时间肯定是他最好的时光。战前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和整个法西斯运动都处于高潮。他体现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理想——年轻、结实、纯洁、狂热、毫不怀疑。后来他回到卡林西亚，主管地区体育运动，开办了一所体育学院，在党组织中十分活跃。
战争爆发后，父亲立即报名参军。他本可以不去服兵役，但他不愿那样。他认为，一个人不能让别人为自己的理想而战，他在波兰和俄罗斯服役。我知道的就这些，从他和我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在前线总是和战友并肩作战。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卡林西亚，为躲避英国人而藏在山里。他们到处找他。我从未搞清为什么。据说他被授予过铁血勋章那样的东西。战争快结束时，他在意大利服役，大概是去处死游击队员。他对我说他拒绝了。但关于他是如何从东部前线调到意大利，后来又回到奥地利，以及整个授勋的事，我一无所知。
我生于1945年。他给英国人捎话，说不要再找他了，等他的孩子一出世，他就去自首。他这样做了。
英国人判他两年徒刑，他服满了刑期。几年前我和我丈夫阿列克塞去以色列，在那里碰到阿列克塞的一个亲戚，他过去在关押过我父亲的那所监狱里工作。我不得不说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你知道我丈夫是犹太人。我们一会儿再谈这点。
我十七八岁时，开始和他对立。我们有两个话题：纳粹时代和犹太人。我希望他批评过去，或者说说他的过错。但他坚持不说，他就是不想攻击自己年轻时候的信仰。
每次谈起犹太人，他自然要提到以色列：“看看如今他们在叙利亚和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一切就行了。”然后就是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老一套，什么犹太人也是军国主义者，也一样抱团儿。只有我们这样做自我批评，他们则为所欲为，等等，等等。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在监狱时被一名英籍犹太人打了一顿，那人冲他大喊大叫，叫他纳粹猪。大概他要以此证明，他们也是一样的。我对他说，这种个人的怨恨与纳粹的罪行无法相比，但这无济于事。接受这样一个父亲可不是易事。我还在家里住那会儿，我们是一个理想的家庭。父亲是个非常顾家的人，他不喝酒，不吸烟，什么恶习也没有。体育活动在家里是第一位的，我们徒步旅行、唱歌，每样事情都一起做。
哪怕他是个酒鬼或者爱玩女人也好。但就我所知，他是个清清白白的人，直到我发现他政治上的问题。于是一切都崩溃了，所有体面的东西转眼之间都消失了。
母亲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但就纳粹而言，她与他是一致的。她是德国女青年联盟营的总辅导员，那里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愉快，那么美好，人人互相帮助。只是在犹太会堂被烧毁之后，事情才不那么美好了，母亲甚至变得有点悲哀起来。战争结束很久后，我记得她的母亲还谈起如何不能和犹太人通婚。
这些年来，为使他们哪怕说出一句后悔的话，我不知做了多少次努力。父亲只是说每个政权都有其受害者。至于灭绝犹太人的事，他有一次说这是一次错误，弊大于利。
后来，我离开家，开始对犹太人非常感兴趣。我开始了一种逆向歧视。我看了有关集中营、“非人道医学”、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所有材料。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设想成受害者。有关幸存者的每一篇报道都使我入迷，我几乎觉得这些事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与受害者，首先是幸存者，几乎有一种性爱关系。后来关于犹太人的故事，他们在各方面都与父亲——政治上幼稚、强迫性洁癖、道德上迟钝、学识上刻板、心胸狭窄——截然相反，他们的品质与我以前对犹太人的看法完全不同。
我认识阿列克塞后，很快就对父母谈起他。我随便说起我遇到一个很可爱的人，一个犹太人，我问他们是否想见见他。他们不由自主地回答：“可千万别有孩子。”他们见了他以后，母亲唯一所能说的便是他身体不够健壮。这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确注意到他有头脑，但他们担心孩子血统不纯，因为过去那些可怜的小东西确实受过很多苦。
我有个姐姐，父母和她的关系也很紧张。她和一个西班牙人生了孩子，却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在学校时还和非洲人约会。
不管怎么说，我继续与阿列克塞来往。如今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我觉得我父母很喜欢阿列克塞。但从根本上讲，他们依然没有变。不过阿列克塞帮助我改变了我的传统思想。他对我父母的偏见也不迁就。他对他们的话提出疑问，开诚布公地与他们交谈。他从未表现出我那种对权威一味接受的态度。他的许多品格吸引着我，但也有一些我不喜欢。我是大自然之子，喜欢远足和户外活动。每当我们外出散步，我喜欢看树，但阿列克塞不感兴趣。他喜欢谈话。我们去拜访朋友，如果朋友让他厌烦，他会立即起身就走，可我从不敢这样做。我所受的教育就是默默地忍受。归根结底，我就像在两个阵营——民族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之间来回摆动。我戴大卫之星的护身符，不是因为我信犹太教，而是我对犹太教比对其他宗教的感情更加强烈。我们和阿列克塞的母亲一起过再献圣殿节和逾越节，我觉得和她很亲近。她毫无保留，也毫无偏见地接受了我。
但仍有许多事情使我感到陌生。阿列克塞有一个好朋友是犹太人，他们俩在一起时，我对他们简直难以理解。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我实在搞不明白。如今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犹太教徒。有一段时间我与父母的关系很紧张，现在慢慢好了。我觉得当他们开始认识到我对阿列克塞的感情有多深，而且我不会放弃他时，他们就变得宽容了。
对于阿列克塞，我也经过一些变化。开始时，事事都那么陌生。在两年的时间里，我患了可以称之为吃惊综合征的毛病。起初我想这是由于反犹太人的偏见，我得克服。现在我知道得更清楚了。这是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确存在，我努力去接受。犹太人确实与众不同。
我与阿列克塞的生活，无疑有助于我减少与父母的感情联系。仅仅身体离开他们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脱离他们的思想。如今我对权威的态度与以前截然不同。我再不觉得我必须完美无缺。现在我知道，要争取理想的环境，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等待。我不再那么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感到更加自由，也更加独立。尽管看上去，嫁给一个奥地利犹太人似乎会受约束，得不到解放，但对我来说，事实正好相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准备结婚的。接着就是我皈依宗教的问题，对此我不愿意，因为我不信教。后来当然还有如何养育孩子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未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或许这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走什么路。从根本上讲，只有尽量将两种传统习俗都作为背景才行得通。因此，我们结婚既没找神父，也没请拉比，对孩子的教育也并非遵照哪一种宗教。我说不清这是不是件好事。离开了我父母的世界，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融入阿列克塞的世界。对我来说还有许多东西是陌生的。
每当他与他的犹太朋友在一起，我还是会感到自己像个局外人。我常常感到似乎有一堵无形的墙，他们退到墙后边，把我留在外面。尽管我与阿列克塞生活了这么多年，仍然感到有距离。我学着去接受，再也不假装没有距离。当然有时这使我烦恼，但不管怎么说，与阿列克塞一起生活使我感到充实。
不过，这种扩大视野的生活也有悲剧的一面，它意味着失去我原来的家。这也是我不同意父母想法的地方。我不能再在他们表演的家庭剧中扮演角色。我做出与阿列克塞一起生活的决定，就是做出忍受孤独的决定。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变得那么陌生和不能忍受。我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对我这个年龄层的人都不感兴趣。我越来越退回到自己的小家庭。
然而，我确实认为，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付出的比阿列克塞多。我远离了父母，而他没有。通过我，他接触到这个国家，接触到大自然、风光景色、美丽的花朵和草地。我得到的却是内心的混乱。我的环境被破坏了，可又没找到新的环境。与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又处处与我父亲截然相反。仅仅一代人的功夫，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与一个强健而身材修长的卡林西亚雅利安小伙子的德意志民族式的结合，就产生了一个父亲是异族犹太人的外孙子。或许我嫁给阿列克塞是一种证明，它证明了民族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愚蠢和短暂。也许我在奥地利与一个犹太人一起生活，也是我个人对和解和赔偿的一种贡献。我不能改变我的父母，但我能使他们接受一个犹太人女婿。在我们的婚礼上，他们对大家说他们非常高兴，他们很喜欢阿列克塞。在奥斯维辛事件过去五十年后，这一点肯定可以看作是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是一大步。
[1] 1934至1938年，国社党在奥地利正式被禁止。
Chapter 13 受苦受难的斯特凡
我和你处境相同。我是我家里的犹太人。我父亲、母亲、外祖母，他们共同密谋使家里的恐怖永远存在。而我是他们实行恐怖的对象。他们并不是要杀死我，因为那太容易了。他们是想让我受折磨，就像把苍蝇的翅膀扯下来，眼看它痛苦地扭动身体，挣扎着想逃脱。
我试着对此不予理睬，不让自己因此烦恼，假装对它无所谓。每当有什么事使我烦恼，我总是不让自己的感觉占上风，我的父母对此有第六感觉，他们只要觉得触到一条外露的神经，就会直逼上来。他们嗅着每一处伤口，热衷于发现我的弱点。小时候，我想，我能够活下去的唯一出路，就是躲开他们，因为他们要做的一切，就是每当看见一处伤口，就往上撒把盐，我回家时如果膝盖擦伤了，他们会打我，因为我把裤子弄脏了。如果我哭，他们也要打我，因为我不像个男子汉。如果我寻求帮助，他们就耻笑我。他们贬低我到不遗余力的地步。
大家都说你们犹太人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对于你们中那些幸存者来说，希特勒一死，苦难就结束了。而我们这些纳粹子女，则是苦海无边。他们的世界土崩瓦解后，第三帝国的英雄们又划定了另一个战场——家庭。
在他们极为宝贵的帮助下，我形成了一种自卑感，其严重程度简直难以想象。我小时候，是个真正的白痴，碰上什么事都害怕。在学校里，别的孩子打我，我却从没想到自卫。如今依然如此。面对权威，我感到不安和紧张。
噢，我第一次恋爱时，仍然蠢到竟然向母亲透露心中的秘密，希望得到温情和理解。但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却是我大概想自找挨骂。他们总是竭力贬低我，无论我请求他们什么。
温情是不存在的。我从不记得母亲抱我在她膝上坐过，不记得她拥抱过我，也不记得父亲有过慈爱之情。当然，亲吻从不存在。
后来，我对女人形成这样一种混乱的感觉。在我的想象中，只有两种女人——善良的美女和妓女。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妓女，而那极少数的美女却无处可寻。我想，如果我给她们心爱的东西，她们就会爱我。而我确实给了她们我所能给的。我宠爱她们，送她们大批的礼物，预先考虑并满足她们的愿望，而她们却欺骗我。我十八岁那年，想带我的女朋友——第一个女朋友——去意大利，为了这次旅游，我攒了半年的钱。等我给了她买车票的钱之后，她就再也没有露面。而这仅仅是开始。
然后就是宗教的事。我十四岁时变得十分虔诚，按时去教堂，星期五不吃肉，而且不时地祈祷。但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我发现这也无济于事。后来我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这是一种温和的宗教，处处充满爱，使人动心。它吸引了我，我想我本可以改变信仰，但我害怕。我父母剥夺了我的意志力。处处都是禁区。我对他们说的一切都全盘接受，当然从来没有想到怀疑他们，更不要说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我二十岁左右时，开始感到一切都不对头，体重也大大降低。我的整个生活进入一个大倒退阶段。有一次我悄悄对父亲说，我在女人方面不怎么行。他给我的建议，竟然是让我到妓院去试试。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就是这种支持。我认为我只有小时候还比较强，年龄越大，变得越软弱。别人都是年龄越大越成熟，而且逐渐变得独立、有竞争力，我却越发感到不安全，越发胆怯。我越来越希望得到保护和安全，但是现在有谁能保护我呢？如今，我就像当年的犹太人，感到一种濒临灭绝的危险。这就是我与你的共同之处。也正因为如此，我发现你这么富于同情心。我肯定父亲过去残酷地对待过犹太人，但战后就没有人再受难了，只有我一人。
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自豪。他让他们尝到了厉害，他总是这么说，他们在他面前胆战心惊。起初他在冲锋队，但他后来及时改变了工作。他蔑视所有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共产党。他现在依然如此，只是没有胆量大声说出来。只有关起门来，在他感觉安全的自己家里，他才有胆量扮演英雄。战后，我成了他选中的受害者，对父亲所做的事情，我并没有责任。那时我还没出世，与那些事情毫无关系。我也觉得不应对此负责。我认为“同谋”、“共同责任”或“继续感到遗憾”这些词都是不合适的。我不能为父亲的所作所为道歉，那是他干的，不是我。我和他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关系，就像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一样。我完全是另一种人，也许甚至还是一个与他截然相反的人。我觉得我是另一个阵营的，一个受他折磨的人，就像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所有受他迫害的人一样。如今他的残酷和暴躁威胁的是我，而不是那些他整天咒骂的人，那不过是说说而已。
而我却是一辈子受他虐待！为什么我现在对纳粹的受害者有一种特殊的同情？对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幸存者得到许多援助。但谁也不会认真对待我们这些纳粹的后代。恰恰相反！有人甚至说我们和我们的父辈一样。不知有多少次，我不得不听一个看见我打架的老师对我说，他料到我就会如此。什么事都会影射到我父亲。
有一段时间，他曾是地方党卫军的头目，这里的社会主义者真的恨他。他曾经将他们许多人送入监狱，战后那些犹太人一个也没回来。也许他们一个也没活下来，我不得而知。
我敢肯定，如果是我，那时绝不会加入党卫军，我大概会是最早一批被捕的。我不是那种活跃型的人，不像我父亲那几个强硬而残酷的朋友。成加仑的啤酒下肚，他们也不会醉倒，而我只喝一两杯就要呕吐。他们大概能和任何一个女人睡觉，不管爱不爱。他们大吃大喝，寻欢作乐，谁碍事就让谁靠边站，就像打死一个烦人的苍蝇。
有这样一个父亲，我注定要失败，绝对在劫难逃。我愿意换任何别人做我的父亲。我母亲也不比他强。他忽略的，她能补上。当然，我对她在感情上有更多的要求。但她总是和那些腰杆挺得笔直的德国女人一样，身高体胖，双手像个屠夫。我小时候，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过马路。等她放开我，我的手总是惨白的，一点血色也没有。
我母亲是个私生女。她母亲在她父亲的杂货店工作。我想我母亲从不知自己的父亲是谁。我的外祖母仍然活着，一个讨厌的老太太，总是发脾气，嘴唇上汗毛很重，像个吉卜赛人。
外祖母现在也仍是个狂热的纳粹。她最爱说的话，就是如果再有一个希特勒，结局肯定不会像上一次。下一个希特勒不会让别人把他打倒。她相信以后会有第二个希特勒。每当我和她争论或谈论纳粹的那些恐怖行为，她就对我尖叫，说我对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说我听的都是犹太人和今天掌权的共产党的宣传。有一次，我对她说，我就像犹太人，受我们这个社会的罪犯——像她这样的人——的压迫，她气得向我扔拖鞋。她现在已不能正常行走了。
我父亲的父母也都活着。祖父是工人，一个泥瓦匠，祖母是家庭妇女。父亲有两个兄弟，都在战争时期阵亡了。父亲和祖父互不容忍。祖父总说父亲逃避服兵役。他的两个兄弟至少是在战场上和真正的士兵打仗。而父亲，据他说，是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战。但不要误会，祖父也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只是他受不了党卫军。他认为战争失败就是他们的责任。他说他们如果不是留在后方，而是上前线打仗，俄国佬就不会打赢。他恨俄国人，也恨美国人，当然还有犹太人和黑人。我父亲的父母就住在我家附近，步行大约半小时就可以到。
他们都充满仇恨和蔑视。这就是我生长的环境。不仅仅是对政治或个别问题的看法，他们的态度囊括几乎生活的各个方面，食物、性爱和种族是他们永恒的仇恨对象。他们认为所有那些肥胖的家伙和嫖客以及所有非德意志的东西都应该被铲除掉。
但是，性爱难道没有更多的含义吗？难道它不意味着爱另一个人、这种关系本身，当然还有对大自然的爱以及对自我的爱吗？我父母和祖父母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爱任何人和任何事的。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爱别人是怎么回事。
我却完全不同。我认为爱是至高无上的，我对蔑视我的人可以原谅，甚至可以爱。我认为我与父母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我有感情，并能让其自由发展。我的家人却不懂得敏感是什么意思。
除此之外，关于我自己，就没有太多可说的了。我一直住在家里，直到十年前高中毕业。后来我去法兰克福读大学。在学校里，我总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从不能坚持自己的看法，别的孩子总是打我，因为我永远像是一个局外人，也许还因为我长得矮胖，不够健壮。我有一头黑发，看上去真像个小犹太人，所以那些健壮的男孩子也看不起我。他们偷偷吸烟，踢足球，追女孩子。我总是和他们一起去操场，可从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让我坐在球门柱后面，这样可以替他们捡球。有一次，那时我大概十一二岁，几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躲进灌木丛，他们把她的内裤脱掉，撩起她的裙子，他们都在看。我站在附近，极想逃跑，突然那个叫格哈德的头儿喊住我，说我也不能袖手旁观。我想跑，但其他人抓住我，把我拖到那女孩旁边。她一点也不害怕，只是笑。“上！干！”他们都冲我喊，把我向她推去。我一下倒在地上，大哭起来，求他们饶了我。他们放了我，但一直过了很长时间，男孩们还拿这事取笑我。更糟的是，那个女孩也一起取笑。
我总是独自一人，上大学时也是。我与母亲的一个姨妈住在一起。我有自己的房间。但在那里并不比在家里好多少，她与我父母一样。
一年前，我遇到我现在的女朋友，并搬出来与她同居了。她比我年龄大一点儿，离过婚，有两个孩子。但她接受我，并且不那么暴躁好斗。我第一次感到我可以正常生活了。我的学习不怎么好。所有的教授似乎就要求死记硬背，不要求理解或辩论。在这方面也是强者居上，到处都一样。有一位教授是犹太人，他也没什么不同。他让我最失望，我原以为有了一个我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他会理解我的。但他完全被同化了，简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一次考试，我试着向他解释我和别人不一样，像机器人那样坐下来读书对我来说很困难。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如果我觉得思考这么困难，就应该到银行去工作。不错，是不是？这个人，他的人民被纳粹迫害，几乎全部灭绝，他从中却没得到一点儿教训，表现出的那种极权心态和我父亲一模一样。
我很少回去看望家人，最多一月一次。年复一年，他们什么变化也没有，总是有同样的论调和观念，总是做同样的事情。父亲咒骂俄国人，母亲骂那个卖蔬菜的女人。他们俩从不问我什么，即使问，也通常是我在学校学业如何之类毫无意义的问题。还没等我回答，他们已经去谈别的事了。
父亲退休了。战后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当采购员，老板和他一样是纳粹分子。他俩在一起，总是大谈战争和逮捕的事。他们都是党卫军，经常到人们住的公寓去抓人，而他们现在仍然引以为自豪。他们说起那些成年人如何哭着请求允许他们带一些东西，边说边哈哈大笑。他们对于自己的暴行始终这样自豪。这些事也不会使母亲厌烦，她坐在那里，手里织着毛衣，脸上带着微笑。如果我起身走出房间，她就会叫住我，让我看看父亲，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不像我是个忧心忡忡的笨蛋。
父亲还枪毙过一些人。他说他们想逃跑，以躲避服兵役。他详细地述说他是怎么做的。今天，他恨那些拒服兵役者，也恨那些军官。前者不过是装病逃避服兵役，后者则坐在俱乐部里，让别人去打仗。
父亲的老板战时和他一起服过役，他也有一个儿子。我经常和他一起谈论我们的处境。我们是那些仍然活着的纳粹分子的受害者，是幸存者的受害者。没有人真正理解这一点，希特勒可能已经死了，但他的亲信大都活了下来，正在寻找新的受害者。我现在感到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犹太人在吸引着我。我真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除了我家的两只猫外，没人对我表现出一点爱意。而我父亲也虐待猫，他踢它们，还揪它们的尾巴。他对谁都这么残酷。
我找不到同盟者。我对犹太人也感到失望。他们不让我参加他们的学生团体。我觉得他们不想与我有任何关系。噢，是的，当我想到以色列，我就明白了原因。他们已不再是受害者。如今的犹太人已加入侵略者的行列，特别是这里的学生，他们目空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团结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也看不到别人在受难。他们看到的只有他们自己和大屠杀。但那已经结束了，已经过去了。如今还有别人在受难，犹太人现在比别人过得都好。他们得到了过多的关怀和照料，如同黑人一样。
只有我们这些纳粹子女，没人关心，完全被忽视了。我们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真正继承者，是魔鬼和受法西斯折磨者结合的产物。我不再可怜任何人。所有那些大学里兴起的团体，为南非、为智利、为苏联犹太人，都见鬼去吧，他们选择受害者的标准就是离得愈远愈好，这样他们就不用与其接触。他们代表树木游行示威，他们反对火箭，只因为他们怕死。他们完全是自私，或者假装同情，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是谁也看不见真正的受害者——在家里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人。
这个国家并不需要敏感和感情。我不是成功型的人，我在这里不会有多大作为。除了我新交的女朋友，谁对献身和牺牲都一无所知。我在那些一味谈论创纪录的运动员中是个跛子，但他们甚至看不见我在他们中间坐在轮椅上。这个世界不是我的世界。
Chapter 14 努力反思的维尔纳
身为有罪者的儿子和无罪者的父亲，我就像连接有罪者和无罪者的一个中间环节，我感到有义务给无罪者一个机会。有罪者已经有过机会了。我们是感到内疚的一代人。或许我的女儿们有一天会为我感到自豪，不仅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而且因为我是一个正派的人，也许她们还会把我当作她们想竭力仿效的人。这与我和父亲的关系真有天壤之别。
还是来说说我们的事吧。我的父亲生于1902年。他的父母是德国北部地区的地主。他们的产业并不大，但足够他们过上十分富裕的生活。我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替他们经营农场的人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祖母那时还相当年轻，她生我父亲时才十六岁。她带着几个孩子搬到汉堡改嫁了，她的第二个丈夫是个普通工人。父亲那时已十七八岁。他不喜欢他的继父，因为他是个活跃的共产党员，与我父亲以及我亲祖父截然不同。照片上我的祖父骑在马背上，地主派头十足。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他立即报名参军。而祖母的第二个丈夫则是个书呆子，邋邋遢遢，你根本想象不出他骑马会是什么样子。我父亲酷似他的父亲，根本不理解他的继父。第二次大战时，他的继父因为是共产党，被关了三年监狱。但他活了下来，直到1975年去世。
我爱继祖父，他是我生活中除祖母外最重要的人，因为祖母在那个地主死后嫁给他并非偶然。
祖母再婚后，父亲就离家出走了。只有当她丈夫不在时，他才回家看望他的母亲。父亲很年轻就参了军。农场完了，他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他在三十年代参加了党卫军，我不知道确切的年份。他晋升得很快，后进入不伦瑞克的党卫军军官培训学校，而且没经过大学入学考试就成了一名军官。
战争爆发前两年，是我父亲的黄金时代，所有激烈的事情他都参加了——清洗冲锋队、逮捕浪潮、反犹太人运动。但他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魔鬼。战争爆发时，他在后方活动，后到被占领地区，最后上东部前线。他定期回汉堡，经常是待几天，探望一下他的母亲，然后就又走了。
他是1944年年中调到奥斯维辛的，对此我确信无疑。那是某种提升、某种特殊任务。确切地说，他在那里只待了一天，就自愿上前线去了。也许他不愿讲话的毛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45年初他负了伤，战争结束回家时少了一条腿。
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母亲比父亲小十五岁，她是战争快结束时在一个军医院认识父亲的。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结婚，然后一直住在汉堡。
因为父亲在最后一刻自愿上前线，他在战后没有受到调查或起诉。他成了一名公务员，他们对他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的要求。而且，尽管他是个伤残人，但在工作上仍然提升很快，职位相当高。我母亲待在家里。
我父亲非常奇特，是我所知道的最不爱讲话的人。这肯定是由战争以及他积极上前线之前的经历造成的。那才是他真正的伤残所在。他的腿可以用双拐代替，但他的沉默却无以取代。他身体灵活，臂膀强壮，过去经常出门远足。他沉默起来却十分可怕。
如果不是因为母亲，他可能已经自杀了。她又高又瘦，既有德意志人的严厉，又有斯拉夫人的热情。她的双手永远是湿漉漉的，不停地在围裙上擦着。实际上，她有两个孩子——父亲和我，小的一个有两条腿，成年的那个只有一条腿。母亲对父亲的沉默寡言毫不在意，她喜欢不停地讲话。她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很快回答，我认为父亲喜欢这样。他总是静静地坐在她身旁，不时点点头，看上去很放松，不像他平时那么紧张和神经质，特别是我和他谈话时。
我是在汉堡长大的，在那里上中小学，也在那里上大学。童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祖父。尽管他不是我的亲祖父，我仍然这样称呼他。他总是兴高采烈，虽然曾在纳粹的监狱里待过三年。他常常戴一顶贝雷帽，即使在房间里也戴着。他的烟斗从不离手，烟抽完了就嚼烟斗。他早就是个嬉皮士和逃避现实者，比六十年代要早得多。
他和祖母住得离我们很近，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那是一座旧楼后的小小的公寓，有一间厨房、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起居室里乱得一塌糊涂，到处堆着书和报纸，每把椅子上、地板上，每个可能的表面上都是。如果我想坐下，祖父就把椅子往前一斜，让上面的报纸和书滑下去，然后用脚踢开，腾出椅子让我坐下。房间中央是一个大饭桌，上面铺的不是桌布，而是一条厚厚的毯子。墙壁四周的书柜也都摆满了书。祖父就置身于其中。他坐在饭桌旁，面前是一大摞报纸，嘴里叼着烟斗，胳膊肘撑着桌子，所以他这么喜欢毯子。
祖母或者坐在厨房里，或者坐在起居室里的一把安乐椅上。那是一把已经磨破了的旧椅子，过去可能是绿色的，而现在椅面已经磨光，上面的几个裂缝用粗针大线缝着。祖母坐在那里，抽着烟，织着毛活。她总是在织，可我从未见她完成过一件毛衣或一双袜子。
因为他们俩都吸烟，所以房间里空气污浊。我每次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这时，祖父就会敲着桌子说：“好，好，我们的维尔纳，他想让我们长生不老。”
两位老人这里是我真正的家，我每天放学后都去。我先回自己家吃饭，因为祖母的饭做得太糟糕。把书包放下，就立刻跑去找祖父。他早已读完了上午的报纸，把他想和我讨论的消息剪了下来。
他对于当天重要新闻的评论一般都是这样的：“看看这个白痴，一看就知道他有多蠢。听听他说的那些废话。”他嘴里说着，一只手拿着那张剪报，另一只手嘭嘭地拍着桌子，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他奚落这一类人，给自己取乐。他对我就像对成年人那样说话，我从未感到自己是个孩子。祖父和我谈论大事，我感到自豪。
然后祖母就给我们俩端上小甜饼和咖啡。她从来想不到给我喝热巧克力，不给我喝咖啡。
祖父当然在政治上影响了我。所有父亲应该告诉我的事，我都是从祖父那里得知的。自然了，谈话往往涉及到纳粹，通常加上一些戏剧性的手势，没有理论说教。他谈话的方式很典型，他总是指着报上某人的照片，然后说：“看，维尔纳，这个杀了成千上万人的家伙就是这个样子。不，不是他亲手杀的。老天保佑！他不是魔鬼，他是个高级军官。他签署文件，然后交给别的人。这些人看了文件，因为起草文件的用语简单明了，他们看得懂。然后这些人又命令别人去杀害另一些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每个人都有他特殊的任务。”
他常对我讲监狱里的生活，讲严刑拷打和每天的处决，他在那里待了三年，共结识了三十七个狱友，其中有二十四人被处决。
我年龄越大，提的问题就越多。我不是仅仅静静地坐在那里听他说。有一次我自然而然地谈到父亲，我知道他们俩关系不好，父亲只是在祖父不在时才来看望他母亲。但那主要是父亲的原因，我从没听祖父说过一句批评父亲的话。恰恰相反，他平常总说像父亲这样能及时认识到自己与罪犯为伍的人极少，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这已毁了他，他今天成了一个绝望的人。
有关父亲的每件事，我都是从祖父那里听说的。他年轻时的热情，他对纳粹的狂热效忠，以及他对祖父的仇恨和轻蔑。
我十四岁那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我和祖父坐着看报纸，他像往常一样谈着这个白痴、那个罪犯，以及另一个人危险的愚蠢行为——这都是他通常评论政客的话。我们又一次开始谈起父亲。祖父试着向我解释党卫军的作用，这时，祖母端着咖啡进来了。她把杯子放在桌上，由于手发抖而把杯子里的咖啡洒了一些，盘子里的小甜饼也有几块滑了出来。但这次，她没有回到安乐椅上坐下，而是继续站在我们面前，等着。祖父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停地搅着咖啡。
“说下去。”她说。祖父没说话。“你不能永远瞒着他。”祖父拿了几块小甜饼，塞进嘴里，又喝了一大口咖啡。
“如果你不说，那我来说。”祖母坚持着，仍然站在那里，祖父继续吃着小甜饼。
“就是你的父亲，”她说，“他告发了你祖父，所以他蹲了三年监狱。”
我什么也没听懂，不知谁告发了谁，为什么告发，为什么祖父因此要蹲监狱。我大概比和我同龄的孩子更了解纳粹，但我还是不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那天下午是那么漫长。我直到很晚才回家。祖父告诉我，战时他在一个军需厂工作。他加入了一个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些天主教徒组成的抵抗组织。他们试图破坏生产，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有关武器运输的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同盟国。祖父说，他在那个团体里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散发传单，晚上往墙上写反纳粹的标语，偶尔也送一些不知内容的信件。有一次，他把党卫军正在寻找的一位同志藏了起来。但是一些大事，他对我说，他都是在结束后才知道的。
有一次父亲回家休假，趁祖父不在家去看望他母亲，他在那里发现了反纳粹的传单。祖父总是马马虎虎，东西到处乱扔。他没有因为粗心大意而很快惹上麻烦简直是奇迹。不管怎么说，父亲在他母亲家里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天，祖父被捕了。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他才对他母亲承认是他告发了祖父。
祖父对我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他很平静，没有仇恨，没有责备，也没有痛苦。祖母则激动得多，她不断插嘴说：“我的亲生儿子，谁能想到干出这种事。”然后他们俩几乎吵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争吵。但是祖父为父亲找借口。他尽量向我解释当时的情况，以及父亲的处境，他根本不听对父亲的批评。
我简直要垮了，一句话也没说。不知怎么，我不能理解这一切。一个人告发另一个人，而他们是一家人。那一天我发现很难正视祖父，好像我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也有一份责任，替他坐在那里，充满耻辱和内疚。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家，当面问问父亲：“你怎么能对我做这种事？”是的，对我。从此以后，我和祖父在一起，再不会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
我第一次感到父亲的事并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的所作所为也会成为我的一部分，即使那时我还没有出世。为不是自己做的但恰恰是自己亲生父亲做的事感到内疚，对我是个意外的打击，而且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击中了我。
很久以后，我还从这件事中吸取了另一个教训。当然，我以前也知道在纳粹时期发生的事情，一家人互相告发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在此之前，那只是传说，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别人身上的事情。只有涉及到我的父亲和祖父，这才成了我个人的事。我再也没有出路，也无法逃到别人的故事里去，更不能只是对陌生人的暴行摇头了，我的亲生父亲突然之间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我告诉班里的同学这件事，以自己亲人的个人命运为例说明如何将理论变为现实。它使我认识到法西斯的陈腐，认识到一个既有纳粹又有共产党的家庭的日常生活是多么残酷和庸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告发自己的继父，自己亲生母亲的丈夫，而且心里明白他可能会因此而被判处死刑，一个如此狂热的纳粹，竟然告发自己的家人。在那以后，他被派往一个集中营当军官，或许这还是对他背叛家庭的奖励，但他仅待了一天，就自愿上前线了。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完全靠运气活了下来。
当我终于以我所得知的一切面对父亲时，他用那双疲倦的眼睛看着我，然后起身离开房间，此后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事。父亲根本没有能力谈论这事，因为他无话可说。他只会说几句关于天气和食物的话。每当谈话涉及到政治，他就住口，母亲也一样，她其实是个很爱说话的人。这是一面我无法打破的墙，也许我也不想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明白我不会太过分。他们俩显然商定对某些事缄口不语。即使父亲不在家时我问母亲，她也只会说：“没有用，维尔纳。饶了我们吧。如果你想逼他，他会变得更沉默。”于是我只好这样了。
高中毕业后，我继续学习社会学和政治学。我从祖父那里受的教育当然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六十年代的学潮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我参加了托派组织、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向一些无名的杂志投寄政治文章。我们决心使工人和革命学生实现历史性的联合。遗憾的是，我们想解放的受压迫的群众对此不感兴趣，我们去工厂时，他们还打我们。
我那时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从不批评我。只要有时间，我还是经常去看望祖父。他对我的政治活动不那么热情，而且说我应完成学业以后再去干革命，反过来不合适。
祖父越发年老体弱了。他看报已有困难，要等我来读给他听。但事实上，他自己不能看报并不妨碍他发表议论。
祖父是1975年去世的，他差不多九十岁了。几个月后，祖母也去世了。1976年我父亲去世。在一年时间里，我失去了三个亲人，只剩下母亲，她现在还活着。
我毕业后和乌尔莱克结了婚，并在法兰克福的大学里谋到了一个教职，我们和两个女儿住在那里。
我把全部精力用于教书，组织关于法西斯的研讨会，关于抵抗运动的讲座，到集中营去参观，等等。我什么事都尝试了。就连最近几年向右转的趋势也没有吓住我。在大学里，我们可以感到风向变了。没有人妨碍我们，没有人干涉我们的课程，但是当涉及到研究计划的资助时，显然可以看出哪些项目被认为值得，哪些被认为不值得。最使我烦恼的，是人们认为纳粹和共产党是一路货。在和同学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多么普遍。他们甚至证明共产党是凶手。我经常在我组织的研讨会上听到这种论调。如今二十岁的青年当然大都不是右翼分子，绝大多数也肯定不是新纳粹。但他们对于抵抗运动持怀疑态度。反抗国家似乎是卑鄙的、肮脏的，正派人不应做这种事。似乎今天的年轻人害怕有一天他们可能要保卫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我提出控告。他们不想听一个共产党人授课，他们觉得那不够客观。问他们为什么认为我是共产党，他们说我总是强调共产党在抵抗纳粹运动中的作用。他们不愿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就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我们还讨论了那些被处决的抵抗战士，即五十年代被斯大林主义者杀害的抵抗战士，他们根本不管这些。
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想了解一切。他们课后找我，请我给他们推荐书籍。他们决心埋葬过去。他们给了我希望，使我想起我作为连接环节的作用。我有幸在幸存者中长大，这一殊荣迫使我将我知道的一切讲出来，传下去。
回首往事，我当然知道我是一个党卫军的儿子，我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罪行中起了直接的作用。直到很晚我父亲才脱离党卫军，自愿上前线。我认为这无法抵消他在此之前所做的事情。我一想起他曾告发自己的家人，仍会感到烦恼。
但无论如何，我们家人不同的命运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德国的特点。一个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另一个祖父成了共产党；父亲是党卫军军官，他告发了自己的继父；儿子认为共产党祖父是他的榜样，成了一名左派——历史变化无常，令人不可思议。
再说说女人。祖母曾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从有二十间卧室、女仆、厨子和奶妈的地主生活，到只有三居室的左派工人的生活。母亲极其温柔，与其生活在一起的丈夫却是个绝望的人。
祖父从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对东方阵营的官僚们也没有用处，他一直是我的榜样和积极的德国人的典范，我特别强调“德国人”。我没有像我们这一代许多人那样，由于愤懑而与老一辈人产生隔膜。我爱那老人，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象征，证明“另一个”德国始终存在。
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
1987年2月，本书部分章节在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上分三期连载。最初，编辑们对连载有些疑虑，担心他们的杂志是否适于以这样的形式，处理这样一个题目，还担心对第三帝国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回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然而后来的反应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编辑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出版商和我家里的电话铃声也无休无止。电话来自世界各地，打电话的人有记者，有认同被采访者的一些人，还有深受感动的普通读者。
连载的最后一期刊出后，《明镜周刊》从大量读者来信中选登了一部分，其中一封出自一位教师之手。他生于1940年，父亲是党卫军军官，已被处以死刑。这位现年四十七岁的人写信给十九岁的斯特凡妮：
亲爱的斯特凡妮：
我生于1940年，父亲曾经是州长和党卫军一冲锋队的长官，1948年因其纳粹罪行而被处决。我是个老师（虽然如果让学生说，我算不上好老师），教数学、科学、经济和历史。
你问谁知道当时的情况有没有那么糟糕？
请相信：情况还要坏得多。我有不伦瑞克劳改营处决囚犯的原始名单。我父亲签署了许多份死刑执行令。他这些“侵害行为”的证据就掌握在我手里。
你问照片上那些幸福的面孔是怎么来的？
那么，哪些照片能够拍摄并发表，哪些又不能？谁拍的照片？哪些人和哪些照片被说成是“有害的、不道德的、蛊惑人心的”（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胡言乱语）？
据选举情况判断，当时我国有半数人欢迎希特勒，你问其中的原因？
许多人确实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了太长时间，于是，有人只有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才能搏取权力、地位和名声。
例如，我的父亲，他在法律考试中一败涂地，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做一名低级法官。所以，他入了党，凭借党的力量进入政府部门，接着又进入警界，当了盖世太保，最后（自动）进入党卫军，迅速地飞黄腾达。
还有其他“胜利者”。医生和教授，摆脱了犹太人的竞争（许多诊所也因此每况愈下）。所有那些街头泼皮，那些流浪汉和醉鬼，本来无心或无力涉足学术，现在，忽然成了宝贝，而且得到允许，可以去骚扰知识分子。这真够刺激！感觉太好了！还有军人！多少年来，因为别人打赢了，他们不得不销声匿迹，现在，忽然身价百倍。
只需想一想，如果今天发动一场运动，为“锤炼”那些懦夫、小白脸儿和信教的人而强迫他们去劳动，你会不会——比如说作为一名“专家”——参与进去，赢得事业、高薪或地位？你可以忘掉失学和失业的痛苦！怎么样？诚实一些。你准会的。
你知道杜塞尔多夫市有多少家高档商店是从政府的敌人或犹太人那里，以荒唐的价格“买”下来的吗？今天，就是这些阔佬虐待雇员，歪曲法律，偷税漏税，因为你不肯卑躬屈膝而拒绝给你一份儿工作。
你问我们德国人是否应当继续卑躬屈膝下去？
不，我不会的，而你那位穿运动衫的老师是一个白痴。我们应当时时忏悔，同时，我们不应有任何幻想，不应为过去的“罪孽”而指责一切。因为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日常的卑俗和腐败。
每个人都有可能沾染！法国人、爱斯基摩人，无一例外。
你希望属于“胜利者”。以你的背景，这不难理解，但什么是胜利者？每个胜利者都会有其克星。在以色列的“六五战争”后，我见过许多胜利者。令人作呕。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对任何人都为所欲为。（而另一方面，真正的勇士却在发抖，默默无言！）
关于“威猛”的外表。军服确实有助于提高自信心。但只有胆小如鼠的人才惧怕它们。
因此，以为靠虚张声势、装神弄鬼就可以吓住别人，那就错了。聪明的人懂得，一些人需要军服，就像患了阳萎的人需要波尔舍跑车，装装门面而已。
我家老头子看上去也很帅，尤其是靠一顶军帽，遮住了他刚刚出现的谢顶。他死时昂首挺胸，也够勇敢。
你想过没有，你和你的朋友是否在对别人的轻蔑和怨愤中活得太轻松了一些，而从长远来看，这些或许还不够吧？
此致
迪尔克·库尔
于雷姆沙伊德
我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请我转交给斯特凡妮。
另外，本书出版后不久，在法兰克福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评论》上，发表了瑞士著名作家阿道夫·穆斯克的一篇文章。文章题为“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这是针对赫尔穆特·科尔总理访问以色列时的讲话有感而发的。科尔曾讲道“出生太迟是一种幸运”，意指因为他的年龄，他没有卷入纳粹的罪行。科尔的说法显示了德国存在的一种无辜感，各种政治团体和政治学家试图用它来定义新近出现的德国的自我价值观。
阿道夫·穆斯克的意图是检验这些德国新人的教育情况。他以对十九岁的斯特凡妮的采访为起点，尤其注意她对学校中种种事情的叙述，以及她的老师对第三帝国究竟有没有那么糟糕一类挑衅性问题的反应。
穆斯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老师是否利用纳粹时代的恐怖，作为威吓儿童的大棒。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出生的老师，成了恐怖的转述者，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自己也负有责任。他们据称都是好人，是正派的人。其中一些人甚至将自己置身于纳粹时代受迫害者的行列，只因为他们现在与政府对立。他们认为，那些在核能源、裁军、环境污染一类问题上与他们意见不合者，通通抱有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观念。如此一来，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凡今天持不同见解者，“那时”也必定会是受迫害者出现。今天在德国，人们因政见的不同就可以被纳入“受害者”和“害人者”两大类。
许多老师认为自己属于潜在的“受害者”一类。因此，他们在描述纳粹时代的历史时，将它当作了对他们此时此地的潜在威胁。在这一场景中，学生如果不去谴责他们从纪录片上看到的东西，就成了潜在的“害人者”。所以教师断言，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同害人者为伍，而学生却有此可能。
阿道夫·穆斯克得出结论说：“教师希望学生不要质疑有关奥斯维辛的官方结论，而学生却认为，老师剥夺了他们行动的自由。”
学生认为，他们和老师有同样的权利，可以将自己看作是不曾参与的一代。他们越来越坚决地、而且往往是下意识地保护自己，反对学校以纳粹罪行向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时常故意显示自己的冷漠、残酷，甚至去同情害人者。但他们的目标是刺激别人，而不是成为新纳粹主义。
《明镜周刊》的一位编辑将采访斯特凡妮的报道拿给他十八岁的儿子看。儿子的反应令他震惊。他说，班上有一半同学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德国，本书引起的反响大都集中在对斯特凡妮的采访上。在无数场合，四十岁到五十岁的男女们纷纷询问，他们做错了什么，以致青年人对纳粹时代如此宽容。考虑到今天的老师和教育家们，无不认为自己与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情况就更加令人困惑。教师中的绝大多数，在动荡的六十年代，自身也是学生。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他们坚信，不仅他们自己与前人有别，而且他们在实行教育时，也与前人有别。
讨论中，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继续给青年人放映关于纳粹罪行的影片，督促他们阅读有关书籍，带领他们参观集中营，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应不应该仅仅把第三帝国的历史归结为屠杀无辜百姓的历史。一些人说，应当有勇气谈论那时的热情，谈论战争结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败而不是解放的所有那些人。
战争结束四十年来，教育家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成年的人们抱怨，他们年轻时，人们对纳粹时代几乎只字不提，而今天的青年人却抱怨，他们听到的一切，都不外乎他们曾经是、而且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遍布凶手和从犯的民族。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常常提到本书中安娜讲过的一段话：
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都是老师讲的，但老师还讲童话，像《小红帽的故事》。我们在学校里读到十字军，再大些，又读到法国大革命。后来，我们又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毒气室。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谁告诉过我们，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卷了进去。
战后的两代老师和教育家否认一切共谋嫌疑和罪责。前一代人回避德国历史上的这一章，因为他们是在纳粹政权下长大的，他们将这些岁月简化为一堆日期和战事。后一代人将战争的恐怖作为他人罪责的证据，并用来表明自己的无辜，但这样做，却忽略了人们会担心或疑虑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可能积极参与了纳粹的罪行这一问题。战后的德国人不能指望从任何地方求得帮助。父母们或者保持沉默，或者不讲真话。老师们或者对此轻描淡写，或者苛责当时所有活着的人。而官方机构，本着它们惯常的客观和超然立场，声称调查一个家庭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书出版后不久，我收到了大量措词几乎相同的信件。写信人三言两语，讲述了他们父母的历史，然后说父亲不久前死去，只知道他加入过党卫军，从没有问过他，但他们现在很想知道父亲究竟做过什么，他们希望了解德国是否保存了档案或有一个文献中心，可供他们查询父亲的更多情况。许多人极为担心，生怕自己的父亲不是他们通常自称的普通士兵。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为那个时代的恐怖情景可能与他们的父亲有直接联系而极度焦虑，当然，他们希望得知父亲没有做任何事情，但他们仍然想要知道真相。
当然，也有其他声音。《明镜周刊》登载了大骂出版商和我本人的信件。还有意料之中的匿名信以及夜半打来的电话。但反面的回应毕竟不多，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批评性评论同样很少。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一家小型日报否定了本书，理由是它的矛头指向了在这场集体罪行中没有责任的无辜青少年。
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遍反应是绝对积极的。大多数评论家似乎过于多虑或过于谨慎，不想暴露他们的真实情感。也有人沉默不语，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反应。虽然奥地利过分积极地参与了党卫军指挥的集中营和其他灭绝中心的活动，但在奥地利，对本书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沉默。尽管本书引起了各地，尤其是欧洲的极大兴趣，并被翻译成几乎每一种欧洲文字，奥地利的新闻记者却始终不予理会。除了前面提到的在萨尔斯堡招致的批评，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或电视台提及本书。压迫机制至今在奥地利有效运转。在德国，各种讲座和讨论会邀请纷至沓来，令我穷于应付；而在奥地利，只安排了两次这类活动。两次都在格拉茨，第一次最多只有二十人参加；第二次定于同日下午在一个青年活动中心与学生会面，只见到十来个人。即使是这些人，似乎也是偶然到场。我后来得知，各学校根本不耐烦公告这次活动。
在瓦尔德海姆事件中显露的心理状态，此时仍在起作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生活在这个国家，撰写它的历史乃至这段历史对当代问题和“新”奥地利人的影响，却遭到所有政治派别和团体的抵制，这真使我油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
德国的反应截然不同。在无数次会议上，我有机会与新老两代人的代表交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有足够的勇气，谈论他们的父母，谈论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冲突，谈论生活在可能身为杀人凶犯子女的恐惧之中意味着什么。本书的题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德国的战后一代，正在试图解决罪愆与责任问题。几十年来，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父母不认为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但他们，“无辜者”的子女，往往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明镜周刊》刊载了乔尔格·科珀写来的一封信。他今年十九岁，住在不伦瑞克。他在信中说：“我的祖父母是法西斯分子，我感到愧疚。我愧疚的是，在纳粹统治已经结束四十年后的今天，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如此嚣张。”
有人指责我不给德国新一代人以机会，还要他们对其父母的行为负责。我试图向我的批评者表明，本书的题名不是我的主意，它出于我的采访对象。不是我要给这一代人强加罪名，是他们自己感到有罪。那些坚称他们没有责任的人，其态度之激烈，足以证明罪责问题给他们带来了何等沉重的负担。无论他们接受还是抗辩，他们的父母可能卷入纳粹罪行的问题，都是战后一代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父母一代在纳粹时代之前和纳粹时代期间所受的教育和他们对权威的顺从，有助于解释他们与战后一代人之间的巨大区别。为了理解这些四十岁上下的人和他们的子女，让我们回忆一下他们的父母受到怎样的教育：
向这一代青年人（希特勒1938年说）讲授的一切，只应是如何像德国人一样思维，像德国人一样行动。这些十岁的男孩会进入我们的组织，四年后，他们又会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这里，他们会经历四年的锤炼。我们不会把他们交给旧阶级和争权夺利者，而会把他们立即带入党内，带入劳工阵线，带入冲锋队或党卫军，进入民族社会主义机动兵团……他们此后一生都不会离开我们。
元首这样来论述他对德国青年的教育方针：
我的教授法是严厉的。必须根除脆弱。在我的要塞中成长的青年人将令全世界恐惧。我要青年人野蛮、冷酷、崇拜权力、无所畏惧。青年人必须具备所有这些品质。他们必须能够忍受痛苦，不应有一丝一毫的软弱和温情，他们的眼睛里必须再次射出自由、威严的猛兽的目光。我希望我的青年人强健、英武。……这样，我将能够创造新的世界。
那些行凶作恶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就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成长的。如果已是成人，则被告知以此来教育他们的子女。此外，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在一本摘录了1938年到1945年间的日记的书籍中（1984年于德国出版），我们看到，人们不论其年龄或地位，都将战争的结局看作是灾难，而不是解放。对德国人来说，不管他们是儿童，是士兵，还是老年人，一个世界已经崩溃了。学校中的新老师，可能接受了新的教学大纲，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忠诚。他们回到自己家中，继续缅怀纳粹时代的理想，或至少是拒绝弃旧图新或承认错误。
总之，那些凶犯及其同路人的后代，不可能对他们的父母得出正确认识，我在德国的许多次讨论中，都曾听到男男女女一再谈到他们以父母为楷模的问题。而这样做的唯一途径是接受父母的现状，不去质询他们或怀疑他们。或者，只能等待时间起作用。许多人表示，父母的死亡使他们最终如释重负。他们一旦感到不必再去捍卫自己的父母，为他们辩护，便能够摆脱他们，而无须直接面对他们。疏离和防卫使生活乃至他们与父母的联系成为可能，伴随而来的，必然会是否认问题的存在。
一位四十岁的医生写信给我说，他一生都在试图与父母决裂，却始终不能如愿。他年轻时，偶然发现父亲曾是党卫军军官，直接参与过纳粹的罪行。他尝试就此询问父亲，父亲却反应激烈，否认了所有罪责，他于是不再坚持。是与父母决裂，还是干脆不闻不问，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他选择了后者。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根本无法抛弃父母，从此不理他们。两年前，他的父亲死了，现在，他与母亲的关系融洽多了，而且更诚实。如今，他们两人常常谈论起父亲，母亲谈起战争来，也更加直言不讳。
我收到的其他信件表明，父母的行为对其子女树立自我价值观的努力有巨大影响。为建立自尊，这些德国新人必须否定父母，与他们彻底决裂。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追随父母的足迹。两者之中的哪一个决定，都令人疑虑重重。前一个决定似乎不大公正，因为它意味着与父母作对，而后一个决定却原谅甚至认可了父辈的罪错。
另一种反应或可说成是“对敌意的失望”。许多人抱怨说，他们希望和解，却得不到受害者及其后人的尊重和接受。他们说，战争结束以来，已经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然而还是不够。他们还能做些什么，才能求得最终的和解？甚至那些谴责纳粹罪行、对父母态度明朗的人，也辛酸不已，因为他们仍然受到排斥。他们不明白，和解只能是一种请求，受害者有权接受或拒绝。一旦人们没有感恩戴德地立即握住他们的手，他们就觉得受到了伤害。德国一家报纸的评论上有这样一段话：“多少年来，我们始终支持以色列，努力做经济赔偿，成千上万的旅游者访问了这个犹太人的国度。但事事似乎都落空了，人们对待我们德国人，就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德国人希望赎罪与忏悔有一个结局，渴望“终点时刻”，渴望顺顺当当地尽释前嫌，而在这些期待得不到回应时，往往就会愤愤不平。在我们的一次集会上，有位青年人说，她已经厌倦了出门旅行时老听人问起纳粹。她当年还没降生，而且憎恶纳粹的所作所为，但她，一个德国青年，感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为她不时要为德国历史的那一章而听人指责。据知，这些讨论最后会充斥一种排犹情绪，人们会听到“犹太人的报复心理”一类话，这类话往往还伴随着批评今天的以色列，批评它在黎巴嫩的政策，批评犹太人在南非的行为。
人们对今日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当年的德国人做出了比较。人们说，我们现在明白了犹太人一样可能横行肆虐，做不公正的事情。他们面对受害者，不会永远心存歉疚，将自己当成恶人。许多德国青年人自认感到沮丧，因为不管做什么都不够，都没有用处。
许多采访对象都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一些犹太人认为，这个题目还是留待纳粹分子的后人来写为好。而其他人却相信，只有犹太人才能写好它，因为采访对象对别的人肯定会有不同反应。一些人惊奇的是，本书的写作竟用了这样长的时间，而且作者还是一个犹太人。在此期间，第三代人几乎已经成年，战后出生的一些人甚至成了祖父母。部分由于战后时期的压抑气氛，以至到目前，还没有人去写一写那些凶犯的子女，因此，我以不为旧日罪孽所苦的犹太人之身，探讨纳粹子女如何自处这一问题，也是事出有因。在一些讨论中，人们也曾问起，我是否对我的一些采访对象过于尖刻，因而妨碍了他们保持客观态度。
当然，对采访对象来说，这不是一种“正常状态”，而由我这样一个犹太人来与纳粹子女交谈，也不是一种“正常状态”，但并不存在歪曲的问题，或真实性和坦率性的问题。许多有着同样历史的人告诉我，多少年来，他们感到难以向一个背景相同的人袒露内心，但他们可以想象与一个外人坦诚相见。这样，所谓犹太人不应关注这类问题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正如不是只有犹太人才能去写犹太人一样，也不能认为只有纳粹分子或他们的子女才能去写他们自己。
我的两本书，一本关于纳粹凶犯的子女，一本关于受害者的子女，引起了几代人之间的冲突。老一代人不愿听到或读到他们的过去，但第二代人逐渐开始调查并消化那个时代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最近，奥地利纳粹首脑、前帝国荷兰总督赛斯·因克瓦特的孙子，向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博物馆的一次展出提供了资金和个人支持。他的贡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且一开始遭到拒绝。但面对支持小因克瓦特的示威浪潮，主办者重新做出考虑，认为这个青年人的举动可能大大有助于促进和解，其重要性或许超过了许多财务捐助。
新的一代试图从罪孽、协从和责任问题中摆脱出来，在新的开放的气氛下，我们也看到了困惑和冷漠的表示。父母或祖父母的问题或许已不像一二十年前那样尖锐，对那些年龄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来说，第三帝国的历史已不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最后一堆瓦砾已经清除，老纳粹分子或者退隐了，或者死去了，出任政府要职的人，那时或者还没出生，或者仍然年少。“新生代”对过去的公开否定和好奇常令“老家伙们”感到难堪。
总结德国人对本书的反应，我必须说，人们以怀疑为重：怀疑他们——德国新人——是否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确实截然不同；怀疑他们在心理上是否仍然与纳粹凶犯藕断丝连。这种怀疑孕育着极大的希望，直到不久前，德国人仍坚信，历史绝不会重演。但今天，情况已并非如此。今天，他们说，他们希望及时觉察危险，防患于未然，他们说，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而这种戒心，相对于相信历史不会重演的信念而言，更有助于防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卷土重来。
但德国却并非唯一的国家，并非只在这里，本书才搅动了对以往的论争。例如，在荷兰，出版商就计划附加一章，谈论荷兰纳粹分子的子女。本书的法文版将收入一篇序言，讨论法奸的作为，而此时，对克劳斯·巴比的审判正在新闻报道中沸沸扬扬。希腊文版中提到了以往的军事独裁。
因此，对德国和奥地利纳粹子女的这些采访，导致了其他欧洲国家对过去的反思，也导致了在一些人宁可努力忘却的同时，人们重新思考父母行为对其子女的影响。今天，在“打、砸、抢之夜”过去五十年之后，纳粹时代的历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或许，汉斯·弗兰克（即“波兰屠夫”，纳粹的波兰总督，曾参与屠杀数百万人）的话并非全无道理，他在一次审讯中说道：“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不过，他在遗言中收回了这句话。）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第三帝国的岁月距我们越来越远。第三代人即将进入成年，现在的一些儿童已是纳粹凶犯的曾子孙。那个时代遗留的活跃分子至少已在六十五岁以上，罪大恶极者极少还活在世上。纳粹的恐怖，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逐渐成为历史，纳粹凶犯及其仆从的经验和个人历史也越来越不可能在家族内传承。
本书在德国内外引起的反响之所以令人震惊，原因即在于此。它表明，尽管自纳粹在1933年掌权和1945年失势以来，时光流逝，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兴趣却不曾消退。“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纳粹分子的后人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许多老的活跃分子希望时间会带来忘却，德国人将得到民主世界的接受，再不谈他们黑暗的过去，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忘记德国的历史，就没有新的德国。否认民族社会主义时代是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就没有新的德国民主派。
结束这些采访之后，我相信下一代人还将承受沉重的负担，只因他们得知前人曾经参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或至少是没有采取行动制止屠杀。那些相信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卷入了屠杀无辜百姓的人，将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对他们来说，事情不会更轻松，因为看来时间没有治愈创伤。恰恰相反，新的一代将站得更高，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罪行是他们出生之前的作为，就应当随意地通通忘却。纳粹战犯由美国引渡到苏联，或对某人可能卷入纳粹罪行的关注，都可能导致友好国家抵制一国首脑，就清楚显示了这种态度。确实，青年一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不认为应对前人的行为负责。但即使在此种场合下，说话者往往绝望般的抗拒情绪也表明，他们在为某些没有参与过但又关系到他们的事情感到愧疚和耻辱，而过去对下一代人的影响，也于此可见一斑。
这两种反应——抗拒和接受——都说明德国青年人确实在关注过去。不闻不问的人为数甚少。
与纳粹子女的这些交谈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他们。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和父母在战争期间的作为。他们对此知道得太少了。我现在理解了从小到大不清楚父母是否直接参与犯罪，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而人们完全有可能不敢去发问，生怕因此而发现真相。我还理解了许多人确实不想令父母深深自责。他们的父母已经年迈体弱，没有能力再来为自己辩白，我可以想象所有这些，但并不感到怜悯，我可以想象有一个身为纳粹分子的父亲是多么痛苦，但我不能想象去为他辩白。我可以想象母亲不断维护父亲，试图阻止父与子之间的冲突，而在这种气氛下长大成人有多么不容易，但我不能想象为此去称赞母亲。我现在明白了，人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才能去批判自己的父母，向他们提出疑问，甚至与他们决裂。
然而，我不能理解一些人何以没有这样做。我不想责备那些为自己的父母辩解，甚至在极端的例子中对他们顶礼膜拜的人。他们已经无可救药，而且他们只是少数，但还有一些人，确切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对此表示了反感，却仍然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而自怨自艾——我不能理解他们。我也不理解一些人为什么不接受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
尽管他们面临所有这些障碍，我希望愿意成为新的民主派的德国青年人与他们的父母决裂，向他们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
回避向父母发问的德国新一代将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策源地。在这个问题上，文明生活的基石——对父母之爱，不能成为压倒一切的考虑，或许应当恰恰相反。对纳粹分子的子女来说，无条件地爱父母是他们负担不起的一种迁就纵容。历史注定了他们必须去发现父母以往的作为，以及其中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人在战争结束后并不感到罪恶和羞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认为，德国人，德国新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真正有所不同。
[1] 瓦尔德海姆，前联合国秘书长，后当选为奥地利总统，近年有人揭发他曾在“二战”中参与暗杀犹太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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